Page 8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穷”。 虽然秦国历史很短，但郡县制在历朝历代中的国家治理目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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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专制，权力集中于一人手中。
关于郡县制下的专制，在中国思想界有两次重要的反思或批驳。第一次是明末清初，
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不过，
这次反思受李贽思想影响很深，李贽的思想主要是批驳了程朱理学的非人性论，而倡导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性，人不是臣服于皇帝恩德的被动政治客体，而是拥有在自己财产基础上
“持有主见的主体性存在”。 在批程朱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性”而倡导人性方面，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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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紧随李贽之后的思想家，但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全新探索的则是黄宗羲、顾炎武、唐
甄。所谓全新的探索在于，他们在思想界第一次对君主专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谴责，在专
制制度之下，为人君者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
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
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这完全背离了 “天下
为主，君为客”的古风。 因此，如顾炎武提出 “众治”的主张，即 “建国亲侯，胙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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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划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他认为这就是一种 “王政”。 这些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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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土自然产生的启蒙主义思想，后世对此思想尤其是对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的评价
颇高，认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以今日眼光看去，虽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
（现译卢梭）《民约论》（即 《社会契约论》）出世之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
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它所 “含有的民主主义思想，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
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 日本学者则认为黄宗羲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为强调 “民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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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在体制内得到满足的君主制”。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虽然不赞同日本学者所说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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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羲的政治思想只是反对明朝专制，而不是超时代性的反君主专制，但归纳黄宗羲思想中
的 “民的自私自利”则有重要价值，即在当时 “私有产权”思想已经有萌芽了。欧洲自
由主义从洛克开始就强调私有产权是现代文明的基石，遗憾的是，中国后来没有出现第二
个、第三个黄宗羲，因此，中国与现代文明长期无缘。
第二次是近代 （清末）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学者。康有为以 “大同”
来反对专制，但 “大同”是理想，他以历史循环论为理论依据推行变法，即实行君主立
宪制，以宪法来限制君权。不过，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非常庞杂，仅仅从经济思想看，其中
不仅有中国传统的 “公”，也有西方尤其是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
“公”的成分。萧公权认为，康有为在大同预期的社会经济变革中， “不论生产和分配，
都是共产式的。经济生活的各面都是国有或共有，农、工、商都为 ‘公有’。在乌托邦之
中，一切私有财产、土地与其他，都将消失”。因此，康有为在诊断资本工业制度病症时，
“尤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 严复长期在英国留学，直接触碰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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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君主立宪思想，这对他反专制的思想具有直接的塑造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翻译了大
量的启蒙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深，包括梁启超也是直
接受到了其翻译学说的影响。当然，梁启超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很早就已经萌生了，梁启
超于 １８９７ 年发表了 《说群》一文，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表明，梁启超已经涉及以政治参
与、政治共同体、政治合法化等政治现代性问题为内容的制度性反思，这也意味着 “中国
正经历着一场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政治传统里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当然，关于秦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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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后的郡县制是否是专制制度，钱穆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不认为秦以降的中国
政治传统就是独裁与专制。他认为 “皇权与宰权的划分”，把自秦汉以来都说成是 “皇帝
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不过，钱穆的观点受到了多方的批驳，也不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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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想界的主流。如果说，明末对专制体制的反思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清末对专制体制的
反抗则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并且是君主专制制度倾覆的重要前兆。

① 对钱穆先生这一观点最严厉的驳斥是王亚南先生。参见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Ｍ〕 ．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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