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7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过，在这场争论之中，主张郡县制的李百药以 《封建论》一文深深地打动了唐太宗。他
指出：“封君列国，藉其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
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招诸侯而共乐。” 鉴于此，唐太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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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开国功臣的分封，但王子封王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取消了藩国。换言之，各王都
只有爵位没有封地。最初，这的确能够维护中央政权，使皇权在运用的时候游刃有余，但
到中唐出现掌握地方军权的节度使叛乱，宗室已毫无反击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郡
县制 “大统一”的弊端和弱点。
虽然唐代宗接受了魏征、李百药的郡县制 “大统一”主张，但大唐的最大困境最初
并不在政治制度设置上，而是表现为思想世界的混乱。一方面，两汉之际从印度经西域传
来的佛教，在经历了魏晋时期与中国政治权力的嫁接后，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另一方面，
儒家思想在 “独尊儒术”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以后，越来越刚性，也因为刚性而失去了
应有的活力和生命力，于是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都从曾经的社会边缘而走向了社会的主导
地位，相反儒家思想在思想世界中反而日益式微。因此，儒家思想与正处于兴盛的佛教思
①
想、道家思想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历经安史之乱以后直接导致了权力合法性危
机。正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韩愈等开始梳理儒家思想正脉，目的就是要重塑儒家思想在
政治上的正统地位。“虽然韩愈所梳理的儒家宗脉带有虚构性，但对于重新恢复陷入混乱
的 ‘君臣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此同时，柳宗元著有 《封建论》一文，再一次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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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郡县制的必要性，韩愈、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虽然 “信仰”有异，但都
从维护皇权的权威和帝国统一出发来发挥知识界的作用。从此以后，郡县制与分封制的辩
论基本划上句号。不过，明初，朱元璋也分封诸王，其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分封王子，逐
渐把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转移到自己人手里；另一方面则是要避免像唐宋那样缺乏宗藩的
屏障，一旦有乱，便无反击之力，所以分封诸侯就可以藩屏帝室，国祚长久。因此，在洪
武二年 （ １３６９ 年）便 “定封建诸王之制”。 然而，在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忌惮诸王而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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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结果燕王朱棣举兵篡位，此后，削藩与反叛成为大明帝国的一道咒符挥之不去。清朝
也有分封，入关后分封制度得到完善。不过，清朝的分封制度与明朝的一样是 “分封而不
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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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两千多年郡县制复杂的历史，笔者对此做几点评述：其一，把郡县制与分封制截
然分断于秦国统一六国，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即便在郡县制下，分封的情形也是存在
的，但内容完全不一样。郡县制下的分封大多是 “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
不治事”。汉朝的诸侯虽然封王也封土，但中央政府委派的太傅 （即诸侯王的相国）对诸
侯具有监督的大权，如贾谊对长沙王、董仲舒先对江都王后对胶西王等，都有监督大权。
唐、明、清时期郡县制下的分封主要是一种爵位，而无实际权力。其二，学术界把郡县制
的 “大统一”视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是必然的选择，
那么郡县制下就不会有关于分封诸侯的反复辩论了，从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明帝国都
对此反复辩论过。这表明即便在宫廷之内、庙堂之上对郡县制也存在着不少的犹豫。既然
是犹豫，那就不是什么必然的选择。其三，郡县制还是有限分封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如何处
理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郡县制的确有利于皇权运行，但在保疆戍边的问题上，若无屏保帝室
之诸侯，如何能够确保国祚永久？但是，一旦诸侯坐大，干弱枝强，依然会危及朝廷。

四、郡县制下的 “大统一”及其治理
前文述及，在分封制下国家治理的目标是 “善政养民”，体现的是朴素的民本主义治
理逻辑。然而，在郡县制下国家治理的目标更多的是维护皇权永固、国祚长久。这从秦始
皇称帝开始就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就是确保皇权递 “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

① 这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唐朝的时候，释迦牟尼和老子的生日是国定假日，放假 １ 天，而孔子却没有
获得此殊荣。参见杨联皗著． 中国制度史研究 〔 Ｍ〕 ． 彭刚，程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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