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为符合正道。这是非常可贵的为政思想。商朝开始有职业性的人即巫、觋等来从事关于占
卜、占筮的工作以阐释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通过这种方式构筑了一个神灵世界的最高
位 “帝”。这样不仅把神灵世界秩序化，而且还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构建政治秩序。周
灭商以后，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奉献 “洪范九畴”，箕子也同样建议要 “择建立卜筮
人，乃命卜筮”。 一整套神秘主义政治体系在商朝建立起来，这实际上就是一套制度。不
〔 ３１〕
过，这套制度因周厉王利用卫巫监谤而崩溃， “当觋、巫的神秘感被王权所消解的时候，
古代神权政治就逐渐衰落，神权建构的政治权力关系也逐渐解体，代之而起的将是世俗政
治的兴起”。
〔 ３２〕
四是善政以养民。以上所述的德行、勤政、纲纪实际上就是一个目的：善政养民。
“善政”与 “养民”在上古时期是合二为一的政治实践， “善政”也主要是在 “养民”，
“养民”才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建构权力；“养民”也意味着 “善政”，那时候的政治实践的
内容很少，由于客观环境非常恶劣，所以 “养民”几乎是唯一的 “善政”。“养民”最关
键的就是能够给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所以舜帝对十二州的君长说： “食哉，惟
时”， 只有衣食才是百姓的根本。华夏各族主要是农耕民族，所以生活资料也就是指种植
〔 ３３〕
收成，从而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字 “ 硋”。“ 硋”的意思就是表示割的动作，是一个象形
文字，有收割就意味着有收成，能够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资料，从而也就使社会获得必要
的秩序。这便是 “治理”。大禹更是直接对舜帝提出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主张。
〔 ３４〕
《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到周朝时，武王征服殷
〔 ３５〕
商而收服了人心，但武王去世时成王尚幼，故由周公辅佐。当周公辅佐成王时，仍担心成
王怠忽，所以作 《立政》一文以示劝诫。周公在文中总结了夏商时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
训，提出了国家治理和用人上的 “三宅” “三俊”原则，以敦请成王 “以便百姓”而使
“百姓悦”。
〔 ３６〕
以上情况表明，分封制下的 “大一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教秩序，是一种 “家
天下”意义上的 “天下”秩序。它 “首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并非是一种政治制度意
义上的。虽然这种 ‘家天下’是一种古代政治设计，但并非是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制度，
而是一种布德于民的政治运作方式。因此，这种 ‘家天下’特别强调统治者的品德”。
〔 ３７〕
而统治者的所有品德都会汇聚于 “善政养民”，并落在 “保民、硋民、养民、安民”上，
这些体现了上古时期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当然，这种民本主义无疑也充满了政治理想主
义的色彩，因为有的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政策上，未必都成为当时的政治实践。

三、县治、郡治共存到郡县制：成为一种政治制度 “大统一”
郡县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而县治、郡治作为治理的方式
①
很早就已经有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夏代刘累 “惧而迁于鲁县”的故事。 这
〔 ３８〕
可能是关于 “县”的最早记载，虽然是传说，但顾炎武以此为据认为早在夏代就已经有
县了。《逸周书》记载：“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郡
〔 ３９〕
比县的规模小，而且最初县设立于郊野，据 《周礼》记载：在距离王都二百里至五百里
的郊野，以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 ４０〕 据悉，楚国设县较早，据 《左传》庄公十八年 （前 ６７６ 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
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 “尹”就是楚国的县尹，
〔 ４１〕
楚国的县在 《左传》中多处被提及，如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 “县陈”；《左传》宣
公十二年，“使改事君，夷于九县”等。 这些情况表明，这些县都是把沿边境的诸侯国
〔 ４２〕
灭亡后而设置的。 据 《周礼·小司徒》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
〔 ４３〕
① 政治制度是指统治阶级的统治形式、统治方法的总和，政治制度一般包括明确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
等。从这些情况来看，秦建立的以郡县制为核心内容的 “大统一”既有明确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
式，并更进一步构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权力秩序。这是非常明确的一种政治制度。

２ · ·
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