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多线程改革的复合体，涉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 “五位一体”
均衡发展政策目标下的政府运行机制优化过程，以及在开放、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塑造中国
特有的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历史进程 。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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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多元”的格局中探索出稳定顺畅的引领协同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
党委领导体制、政府负责体制、群团组织助推体制、社会组织协同体制、人民群众参与体
制，特别强调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
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履行好党和政
府的责任，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
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 。这意味着在上述 “一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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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基本格局确定的情况下，未来社会治理创新将更多着眼于引领协同机制的完善。
第二，科学高效的现代社会治理层级。
现代民族国家规模的扩大，使得 “社区”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范畴早已超越了早期自然
共同体的时期。因此现代国家普遍建立一种基于行政区划的 “单元” （ ｕｎｉｔ）治理模式，
以寻找确定的治理边界。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层级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治理需要面临
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李友梅认为，中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在于如何处理好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即以何种方式能够推动公众参
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在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同时来强化纵向秩序的合法性，实现有
效的社会整合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依靠中央、省、市、县、乡五个行政层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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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实现分级治理，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发挥各层级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显著特点。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突破行政边界的框制。鲍曼 （ Ｚｙｇｍｕｎｔ Ｂａｕｍａｎ）用
“流质”而非 “固态”来形容 “流动的现代性” ，流动、弥散、无定型成为现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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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特征。这使得以行政区划为管理单元，进而划定治理边界的传统治理模式日益力不从
心。例如，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上海市通过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做实街镇
管理单元，实现对市场转型下形成的新社会形态的有效管理。到新世纪以后，随着单位体
制进一步向社区体制转变，上海又在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级网
络”，基层社区成为具有强大协调、动员能力的基本治理单元。但随着社会形态不断转变，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层级结构也出现明显不适应，网格化治理模式又应
运而生。２０１８ 年以来，上海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和经验基础，叠加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逐步形成了网络时代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智慧治理模
式，从而实现了对机械行政层级结构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特别是提出加强
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社会治理的层级结构进一
步发生变化，实践中将形成以中央、市域、基层为主的高效能现代社会治理层级体系。其
中，中央对社会治理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和现代化顶层设计，决定社会治理大政方针、重大
举措、重大事项。同时聚焦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科学设置指标体系和考评标准，
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问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例如，２０３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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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明确提出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央对社会政策体系进行重塑，
在收入分配、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权利均等化等许多方面加以深度改革，更好地平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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