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展动力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与信任，从而引导形
成新的社会预期和更为积极的社会心态。
在治理体系的中间层面，则通过功能性、弹性化的市域社会治理改革，重塑中国的社
会治理流程，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的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推进市域社
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随着工业化、城市进程不断加快，中国社会也进
入快速转型阶段，不仅传统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瓦解，新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步形成
过程之中。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全球时代的到来，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叠加了转型、流
动、信息、安全、金融等各类风险。例如，近年来由于互联网快速普及，互联网金融活动
带来了一系列新型的社会安全和治理风险。特别是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
当前风险类型已经从传统风险向非传统风险深刻改变。这使得传统的基于行政层级而设定
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而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更加强大的解决重
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加之社会的数字化和治理的技术化提供了可行的支撑
条件，这使得市域作为一个弹性的具有 “前线指挥部”作用的功能层级将得到大大加强。
特别是在应对 ２０２０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过程中，市域治理层面的统筹功能得到充分展现，
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治理优势。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尤其城乡社区是党带领人
民共创美好生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把城乡社区基础筑牢。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
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
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１９９２ 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提出了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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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的政策主张，中国现代社区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空间规划、公民意识、公共
参与、利益协调、基层民主等支撑要素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许多地区通过
持续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现代基层治理的 “四梁八柱”逐渐形成。但总体而
言，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结构依然处于转型发展过程之中，从 “单位体制”向
“社区体制”的转变尚未完成，各地基层社区的资源禀赋、治理结构、社会构成具有较大
的差别，基层还不能说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公共物品自我提供能力和内部矛盾自我化解
能力的治理层级而存在。面向未来，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基层治理能量升级势在必行，
应通过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层群众共商共建的参与渠道，减轻基层
特别是村居负担，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
第三，多元协同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
在国家治理的多维面向和总体格局中，社会治理居于基础性的重要位置。现代国家治
理总体上是作为一种 “技术治理”的形式而出现，其核心功能和价值设定在于追求理性
和高效。而当国家治理向社会延伸的时候，单纯的技术治理形态并不能完全满足多元社会
形态的需要。虽然技术治理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和自我推广的逻辑，并且已经强势突破政
府治理的范畴，正在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 。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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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刚性色彩和理性逻辑，使之在进入社会肌体之后，必然造成某些不适应和附加成
本。例如，将适用于科层体制的财务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痕迹管理制度等现代治理
技术引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就造成了诸如资源的 “合法”浪费、治理负担加重、执政
党情感资源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一方面要致力于推动治理体系
的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并尊重社会的有机性，形成内生性的
多功能现代社会治理 “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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