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二、明确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底蕴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无疑也将同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生
许多交集。然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逻辑基础、目标图景和实践路径都与西方社会现代化
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在同西方社会共享某些属于现代世界的 “概念体系”的同时，必
须要清理这些概念的 “地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底蕴。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警
惕的，我们应当有充分的 “文化自觉”，以免在通往现代化的征途中 “跌入了以欧美为中
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 。落实到社会领域，我们必须以自身历史为基础，在比较视
〔 １１〕
野下准确认知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内涵。
西方现代化的图景是基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 “现代性”启蒙而来的，在多维现代
话语体系的表层下，立足的其实是西方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根基。从哲学层面而
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 。理性
〔 １２〕
主义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个体的觉醒，当个体 “有能力去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时候，这无
疑敲响了过去各式各样的自然共同体的丧钟，“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
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在理性主义价值观下滋养起来的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的、精于规
划、交易和计算的冷酷无情的现代社会，“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
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实际上，这种畸形的现代化
〔 １３〕
虽然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但也对每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
害。因此，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内部，人们对于其现代性的反思也从未停止。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以 “个人主义”和所谓 “理性主义”作为价值根基，而
必须立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所推进的
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一论述
〔 １４〕
既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也为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确立了基本标准。其中，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的客观情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有
能力解决大规模人口基础上的组织难题、秩序难题和活力难题、参与难题。“人民共同富
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平发展道路”等四大特征，
则共同强调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必须追求 “均衡”与 “协调”，应当避免西方社会那种原
子式的、极端自利和两极分化的、对抗性的、扩张性的现代化模式。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 ‘社会主义’四个字，叫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下开展的。我们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
化” 。社会主义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而共同富裕则是彰显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
〔 １５〕
重要方面。邓小平多次强调，注意防止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甚至将这一点作为社会
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费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我们允许一些地区、
〔 １６〕
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如果中国通过现代化战略，在人均收入方面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而且是共同富
４ · ·
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