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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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走向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现
代化是西方世界强行送上门的 “被动现代化”。在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当
中,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东西方的关系在现代话语体系中
被当成是 “传统”与 “现代”的关系,因此中国人所思考的现代图景常常不过是西方现
代化的镜像。1997 年在即将步入新世纪之际,费孝通先生曾在 《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
中指出,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涂尔干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无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其所强调的 “现代化”就是 “西方化”,或 “东方”将向 “西方”社会形态转型。但是,
“一旦东方社会拒绝接受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它们又如何可以使自己的人民生存在
这个 ‘物竞天择’的世界” ?费老发出的 “世纪之问”无法用单纯的理论来解答,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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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靠中国人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来加以证明。
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战略支撑。中国共
产党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从 “被动”到 “主动”的过程。党的文献中大量使
用 “现代化”这一概念是在 1938 年,首先出现于军事领域。在与装备先进的日军交战中,
中国共产党切身感受到中日差距,明确提出要实现军队、装备的现代化。1938 年 1 月 7
日,周恩来在 《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使用了 “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
化”“军队现代化”等说法。 随着军事行动即将结束,工作的重心转向建设和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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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重点领域也随之转移。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
时指出,“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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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我国要 “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
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首次浮现 “四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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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概念。1964 年 12 月 21 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宣
布了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即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
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四个现代化”的内涵由此得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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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如果说此前的现代化道路更多带有被动和探索性质,那么改革开放后,邓
小平等领导人则基于文化自觉,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 “走出一条中
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也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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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设想。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 “两个一百年”“三步走”战略
明确,到 21 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特别是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呼之欲出。其中不仅必然包含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要求,也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维度,其基本含义就是要适应时代发
展,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按
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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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并与时俱进地制定了更高要求的
奋斗目标,把原定于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 15 年,到本世纪中叶,实
现社会主义中国从 “基本现代化”走向 “全面现代化”。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开启了新的篇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计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表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
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向全党提出了要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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