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受到两重力量的驱动，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制
度提出了 “管理的挑战” ，从而形成治理体系现代化升级的 “倒逼机制”；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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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经验叠加和自我反思机制也在促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自党的十八大提出 “加快形
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来，社会治
理的支撑机制或者说政策 “工具箱”不断丰富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 “三共四化”（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对此前经验的一次
系统集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
主体格局基础上，将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作为重要的治理机制纳入社会治理体
系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党的十七大以来探索形成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完善，
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
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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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
维新战略，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发挥 “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
基”“智治支撑”作用等五个方面。与西方过分强调社会自主性不同，坚持社会治理的政
治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特色标志，也是中国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方向保障和
根本动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政治引领的具体化和主要表现形式，能够在保障社会参与
和活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现代
国家治理的普遍特征。现代中国社会是在打破传统格局的基础上主要由行政力量塑造而成
的，熟人社会的伦理规划失效后，替代性的现代社会行为准则必须依靠国家 “送法上
门”，由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进而建设法治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道德
规范是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守则。德治是对中国传统治理资源的接续援引，但道德教化和积
极公民的养成又是现代国家的微观基础。因此，今天我们强调德治教化，并非治理技术对
于传统路径的简单复归，而是融入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要素后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现代性改
造。基层群众自治是伴随着中国发展历程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民
主实践。中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并非基于社会对国家和政党的排斥逻辑而形成，恰恰相反，
中国社会受到国家和政党的强大扶持和规约，这使得它能够保持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动态平
衡。随着科技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特征，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启动了智能化的序曲，
智慧社区、智慧安防、智慧服务等新模式、新要素的引入，正在为 “中国之治”书写新
范式。

结语

回顾 ７０ 余年来新中国的发展密码与治理逻辑，重要线索之一是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通过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的情境与需
求，有效实现了 “秩序”与 “活力”之间的动态平衡。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推进 “秩序”与 “活力”的动态平衡发展，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需
要长期探索的任务，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再研究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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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
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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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之路，首先必须创造更加充分的民主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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