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而是 “官督绅办”体制 。
〔 ９〕
本文在 《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两篇文献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
后认为，费孝通在四种角度上使用 “双轨政治”：第一种是现代政治角度，指自上而下的
宪法之治和自下而上的民主之治，在费孝通那里，“双轨”意味着 “两道防线”；第二种
是传统形态角度，强调专制政治与地方自治在 “全部形态”上的全然不同，“双轨”意味
着这两种政治形态之间是 “并列性”关系；第三种是权力主体和实践场域角度，“双轨政
治”名义上是指两类主体和两个场域，但实际上两类主体有着内在 “同一性”，专制权力
通过绅权 “转换”后才能继续 “下行”至乡村民众，“双轨”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在上下
相连两个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第四种是实践角度，“双轨政治”指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
活动和治理模式，实为 “双轨治理”。
以上四种角度中，第一种角度不适用于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后三种角度都曾出现
在传统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研究中。后三种角度虽然相互之间是内在关联的，但有分别，关
注点也不同，在分析传统中国乡村政治时的重要性和学术功能也不同：形态角度的 “双轨
政治”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经典概括，既可以单独作为议题来研究，也是认识、
理解和研究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主体和场域角度的 “双轨政治”，关注点集
中于 “绅士”这一特殊群体或阶层，《皇权与绅权》最为典型；实践角度的 “双轨政治”，
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而有不同的总结，典型的如 “上层士绅”自治，还有
宗族自治等。不同研究者对 “双轨政治”的理解角度不同，就会有相应的关注点和研究
领域，研究目标和成果也就因此而不同。
在费孝通研究的基础上，有研究者认为，双轨治理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治理方式
之一，它主要表现为士绅主导下的基层地方自治；在偏远乡村社区，则主要表现为地方自
主性更强的宗族自治。 除这两种自治模式外，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边远边缘地区还
〔 １０〕
存在着一种村寨长老治理模式，在西北游牧地区还存在着流动性的部落治理，在西藏等地
还存在着庄园制的遗留，在东北地区还存在着类似于费孝通所言的 “横暴权力”。从这个
角度看，“双轨政治”只是中国核心区传统乡村政治的 “典型性”总结。

二、“双轨”的发展及思维之辨

（一）历史之变与 “双轨”变 “单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为了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
的控制，晚清新政改革中的警察制度下乡，民国时期政权建设逐步下乡，特别是 １９１４ 年
《地方自治实行条例》、１９２９ 年 《县组织法》、１９３２ 年 《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
例》、１９３９ 年 《县各级组织纲要》等公布，伴以新式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事权逐渐
增多，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势开始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曾经 “夹缝”中的保甲制
度 ，对上而言把 “第二道防线冲破了”；对下而言，保甲长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
〔 １１〕
升，不仅重构了乡村权力结构，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而且加强了 “官”“绅”之间的互
动、交流频率与协调空间，“于是官民两套在基层社会开始纠缠” 。
〔 １２〕
以此再看费孝通四种角度的 “双轨政治”，情况各异：现代性的 “双轨政治”正处于
建设进程之中， “自下而上”的轨道提升至了以县为主的 “地方层次”；形态角度上的
“双轨政治”正在趋向于 “单轨政治”；主体和场域角度的 “权力双轨”仍然存在，并有
过之而无不及，绅权与绅士研究的兴起是外在表现，正式的专制权力更多时候通过 “乡土
性”的非正式规则表现出来；实践角度的 “双轨治理”依然存在，只不过逐渐向 “自上
而下”的权力实践靠齐。一个意外的结果是，农村社会内部的治理模式因绅士自我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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