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免亦有所偏。这一点读者必须先知道的。”
〔 ２６〕
费孝通对 “双轨”的理解受社会学认知和学科研究的影响较大。当研究者借鉴费孝
通的 “双轨政治” “双轨治理”等概念，实际上只是借用了其中的 “双轨”，至于 “政
治”和 “治理”，则随着 “双轨”主体、场域和关系的变化，早就发生了变化。这意味，
“双轨”具有普遍性意义。以上五个方面中，除第五个方面与费孝通学术立场有关外，其
他四个方面中的 “双轨”均意味着 “二元思维”，实际上是一种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
式，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分析框架，很难成为一种具有固定内涵的概念或理论。
费孝通运用 “双轨政治”总结现代民主政治，对中西社会作 “比较”，是一种典型的
学科化思维方式和认识路径；运用 “双轨政治”分析传统中国权力结构及治理模式，也
是一种非常自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现代研究者运用 “双轨”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结
构和治理模式，同样是一种学科化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模式，只能部分地反映社会及 “历史
真实”，甚至是 “片面性”地反映社会及 “历史真实”。在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双轨政
治”“双轨治理”等研究一直 “不温不火”；与此同时，乡村治理呈现出 “多元” “多主
体”“多权威”“多中心”等特征，“合作共治” “协商治理”及 “合作协商” “多元自
主”等模式不断出现。２０１４ 年 “三治”研究开始出现，２０１８ 年迅速升温。这促使我们把
①
研究重心转到现时代的乡村治理之变特别是 “三治”及研究上。

三、现实之变与 “三治”的超越
（一）现实之变及挑战
现代中国农村的 “双轨政治”“双轨治理”研究，均以乡级行政与村级自治、村委会
与其他各类组织 （包括居委会、村落理事会及社区经济组织）、国家与乡村的 “两分”为
前提，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现实，世纪之交及新世纪以来的农村社
会发展更是远远超越了 “双轨”总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实施村民自治后，乡镇与村庄之间并不是 “平行”关系。无论 “乡村关系”
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均不能改变以下三个事实。一是乡镇治理权与村庄自治权之间永远不
可能是 “平行”关系。二是中国乡村永远是国家治下的乡村，两者之间是 “包含”和
“被包含”的事实；按照 《村组法》，乡镇负有 “指导” “支持”和 “帮助”责任，国家
各项事务更需要通过村庄来 “协助”执行，村民自治自实施起就一直存在着 “行政化”
倾向。三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和上级政府支持，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实施及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更是把中国乡村发展与国家建设发展融在
了一起。在这种背景下，运用 “双轨”视角来研究 “乡村关系”本身就是 “以偏概全”。
第二，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权力体系不是 “双轨体系”。现时代乡村治理的权力体系
中，正式的权力至少有四种，分别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乡镇政府的指导权、以村委会
为执行主体的自治权，以及各种类型的村民监督权 （特别是村务监督权）和参与权 （村
民的自治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时 “转换”成为参与权或 ／和监督权）。
无论从哪个角度，“双轨模式”无法完全且有效地解释现时代中国乡村的权力体系。
第三，现时代中国乡村权力体系和治理模式很难作简单的模式概括。一个原因是改革

① 根据中国期刊网 （ ＣＮＫＩ），以篇名 “双轨政治”“双轨治理”合计查得文献 （包括报纸，排除不相关文献）４８
篇，其中 ２００８年 １篇，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２ 年分别有 １、３、３、５、３、４、６、３、４、５、４、６ 篇；以篇名 “三治结合”
“三治合一”“三治融合”合计查得文献 （包括报纸，排除不相关文献）５２５篇，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年分别有 １、１、３、

７、４０、１０７、１１６、１４６、１２５篇。查询时间：２０２３年 ２月 １０ 日；文献发表截止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２３
年文献没有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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