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自治和法治） ，不仅反映了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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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模式。
四、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之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化特别是 “三治结合”的提出及进一步发展，不仅
结束了乡村治理 “双轨体系”的 “历史传统”，也促进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之变。
第一，治理主体与客体的 “统一性”。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乡绅和族长等是治理主
体，农民群众是治理客体，前者对后者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治理权。现代乡村治理中，村民
既是村民自治的主体，也是村庄治理的客体。并且，首先并主要意义上是治理的主体，在
于村民是村庄的 “主人”，其后并次要意义才是治理的对象，两者之间没有界限，也不能
颠倒。农民群众的意志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等反映出来，同样反映在乡村社会的法治
和德治之中；乡镇政府的指导权和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权，也是服务于人民群众意志这一最
终目的。
第二，治理规则的 “正式性”。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绅士代表皇权进行治理，“人
治”特征明显。现代中国乡村社会中，不仅有 《村组法》等法律法规，还规定了具体的
组织设置和治理规则，就是 “小宪法”之称的 《村规民约》亦是建立在村民一致同意的
基础上。各种涉及到乡村治理的规章制度政策方案等，都经过了提议、形成方案、咨询、
讨论、协商、表决等一系列的程序和过程。于是，自治有 “规约”，法治有 “法律”，德
治有 “规矩”，决策有 “程序”，执行有 “规范”，监督有 “制度”，领导有 “章程”，指
导有 “法规”，乡村治理的一切都能归入 “正式制度”的范畴，“规则之治”成为了现代
中国乡村治理的 “常态”。
第三，治理目标的 “有效性”。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控制乡村社会不仅是最终目
的，也是最高目标，地方政府和绅士的目的均在于此；除此之外，发展农村经济，办理公
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稳定等，都由乡村自己负责。故此，传统中国乡村一直
“停滞不前”。现代乡村治理中，继续推动村民自治，实行阳光村务；大力推进法治下乡
进村，建设法治乡村和平安乡村；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在中国
乡村 “有效治理”的目标驱使下，乡村振兴正在进行进程中，中国农民富裕幸福的生活
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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