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形态变化剧烈，权力体系和治理形态很难作模式化
总结。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农村亦不同，在乡村权力体系、乡村社会形态、乡村治
理模式等方面亦不相同，促使着我们把研究目光转向当代中国农村的治理实践。
（二）“三治结合”及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不仅是现时期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性总结，也对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提
出了明确目标和更高要求。
从目前情况来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已经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不仅在
乡村社会治理中已广泛存在，事实上亦在发挥作用，典型的如浙江桐乡市的 “一约两会三
团” 。从现实情况来看， “三治结合”是 “国家”的 “统一性要求”与 “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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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情况”的结合。如何 “结合”则有多种可能。有研究者在对村庄进行类型划分的
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 “结合”模式，最为典型的如 “一体两翼” “三治组合”和 “融
合平衡”等。比较而言， “融合论”超越了 “结合论”， “三治结合”在实践中很快向
“三治融合”演进。
“融合”不仅仅反映在 “三治”之间，还反映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专门增加了 “乡村治理”一章，强调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
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
当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乡村治理格局”。实践中，各地农村通过各种各样的党组织建设，加强对 “三治”工作
的组织、领导和引领。有研究者认为，“党建 ＋”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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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它会向上触及乡镇机构改革与职能设置 ；具体实践
〔 ２９〕
中还需要区 （县）镇村三级联动，各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进乡村治理。近年来中国乡
村诸多事务及各种类型的发展战略等，既依赖于上级政府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更需要
加强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的关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共建共治共享”，目的是加强乡村
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实现治理在中国社会中微观、中观和宏观层
面的 “融合”。
（三）“三治”对 “双轨”的超越
“三治融合”虽然基于乡村治理体系而提出，但它的前提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形态与结
构之变；与之对应，乡村社会也在结构、权力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乡村与
国家的关系等也发生了变化。“三治融合”无论涉及的范畴还是影响的深远程度，均远远
超越了乡村范畴，也远远超越了 “双轨政治”的 “历史传统”。
１． 关系之变：从 “分隔”到 “一体”
“双轨政治”是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典型总结，也是政治与社会 “两分”的总结，其
结果是专制政治和基层社会的 “分隔”。基层社会自治体系主要以群体为基础，乡村治理
不仅呈现出 “政治无涉”的特性，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 “地方性”特征，真正意义上的
“地方自治”形成。“双轨政治”还意味着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连接的中介———绅士，
不仅 “脆弱”（属于 “软权力”范畴），而且 “易断”（属于典型的 “人治”），还难以寻
求到替代品，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结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 “脆弱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或
破坏，基层社会就会呈现无序状态或回归到暴乱状态。这也是传统时期中国地方广泛存在
着 “横暴权力”、邪恶势力、极端组织，以及不断发生农民动乱的原因。实行村民自治后
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不仅村庄范围内 “两委问题”不断，而且 “乡村关系”也往往意
味着 “乡村问题”———某些地区农村 “村霸”等黑恶势力主政，导致 “问题村”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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