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村”。
“三治结合”的提出首先扩展了乡村治理体系，村民自治只是其中之一，且主要限定
于村庄公共事务；村民自治要与自上而下的法治、德治结合起来，向 “三治融合”发展；
村庄 “三治”“上”（指权力层级而言）有乡镇政府的指导，“同级”有村党组织的领导，
“下”有广大村民群众的 “全过程”的参与和监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完
整、功能完备、分工合理、职责明确的治理体系。
２． 权力之变：从 “双”到 “三 ＋…”
传统中国虽然皇权与绅权 “内在一致”，但 “权力双轨”意味着 “一元化”专制权力
在实践中表现出 “二元化”结果。在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维逻辑之中，“二”为不确定性之
源，它源自于 “一”，一种发展是 “三”，更多种发展的趋势是不确定性。如要保持 “双
轨”的有序和稳定，两种权力在效能上应该对等或大致差不多，这在传统中国完全不可
能；或是其中必有压倒性的 “一轨”，这在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就是指 “皇权”。这说明，
“权力双轨”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了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的双重不稳定性。
传统中国思维中，“三”为确定性之终，不确定性之始。这意味着，“三治结合”既
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治理结构，同时也存在着演化的多种可能性，典型的如对三治 “结

合”“融合”方式及类型的研究，也如现实中的各种 “创新”模式，有研究者总结为 “ ３
＋ Ｘ”模式，具体的更有 “四治”模式 （“三治” ＋智治，政治 ＋ “三治”），及此基础上
的 “五治模式”或 “六治模式”（再增加了 “共治”） 。在以 “三治结合”为基础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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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之上，可以增加新的治理途径，如乡镇政府指导权和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权，从而形
成 “ ２ ＋ ３”的治理格局；还可以在其之下增加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等，形成 “ ３ ＋ ２”
的治理格局。当然，可以把这些综合起来考虑，形成诸如 “ Ｘ ＋ （ ３ ＋ Ｙ） ＋ Ｚ”的模型表
达式。
不同的治理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治理权力，特别表现在属性和效能上。如自治权力为社
会性权力，有约束力但无强制力；法治权力为 “硬权力”，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强
制性权力，任何人都得遵循；德治权力为 “软权力”，主要靠示范默化和宣传教育来达
到。再如智治权力，虽然是 “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运行过程中则表现为一种
“强制性”的规则，不遵守则无法运行下去；共治权力为综合性权力，具有统合性特征，
主要强调共识性和自我约束性。除此之外，“三治权力”之 “上”有乡镇政府指导权、党
组织领导权，“三治”之 “下”有村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领导
权、指导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综合一体”的权力体系，也形成了硬权力、软
权力、综合权力 “混合一体”的权力体系。传统中国的 “权力双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
的改变，现在中国不仅形成了 “上下一体”的纵向权力结构，而且形成了 “一体多元”
横向权力格局，共同构成了一个 “纵横融合”的权力体系。
３． 重心之变：从控制到治理
传统中国政治的目标是 “大一统”，然而，囿于组织、财政、交通和信息等因素，
“统而不治”是最为适宜的选择 。乡绅自治既体现了皇权意志，更是以巩固皇权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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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控制乡村”即为最终目的。
现代国家政治实践的重点是国家治理，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九大
报告提出 “三治结合”，正式把对农村政治的重心从形态和结构转到了治理及成效上。究
其原因，在于每一种 “治理”都代表了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方式，每一种 “治理”都代
表了一种政治理念 ，每一种政治理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都有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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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认为，“三治结合”的提出，既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 “乡情”（德治），又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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