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其中，官僚体制、市场机制、社群机制是三大重要的协调机制，它们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
困境、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不管是官僚体制、市场机制，还是社群机
制，它们都有独特的协调机制和协调手段，其中，信息通讯技术具有协调多部门多行为主
体开展集体行动的天然优势。那么，作为协调手段的信息通讯技术，在推进地方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信息通讯技术如何有效协调跨领域跨层级的多个
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技术性协调机制与官僚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围绕这些研究问题，
本文建立一个技术性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信息通讯技术改变社会治理的方式、推动
社会结构和行为变化的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同时，分析技术性协同治理的限度，并提出
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展望。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不难发现：现有关于协同治理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忽略了技术的角
色；并且没有从数字技术是一种协同机制的角度，阐述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其实，数字
技术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也是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数字技术的协调作用主要依
托互联网、数据库、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硬件 ，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等方式提升
〔 ３〕
政府效率和降低治理成本。这种技术性协调机制并不是试图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是在
通过技术优化传统的官僚机构，使它们更加互联高效 ，使公共管理更加标准化和智能
〔 ４〕
化 。对此，本研究从公共管理的协调机制出发，试图构建一个技术性协同治理的分析框
〔 ５〕
架，结合各地区数字化改革的创新实践，探讨数字技术和官僚体制等协调机制之间的复杂
关系，系统回答数字技术如何协调跨领域跨层级的多个行为主体的关系。

二、技术性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多种形态及其比较

作为两种不同维度的治理方式，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在解决社会治理痼疾和组织协调
失灵等方面分别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形态，一种是技术应用驱动的治理方案，即
技术治理；另一种是制度创新驱动的治理方案，即协同治理。换言之，协同治理在某种意
义上是从制度、机制与体制的角度来协调公共事务的合作；技术治理则更多的是借用科学
技术，规范和协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这两种治理形态，各有千秋，长期助推着我
国地方治理变革。但是，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相比于以往的文件表述，增加了 “科技支撑”这一新的内
容，这意味着社会治理创新需要由过去单向的制度驱动或技术驱动转化为一种新的形态，
在注重制度安排的同时更多地发挥技术的效用，笔者将这种治理形态称之为 “技术性协同
治理”。接下来，笔者对三种社会治理形态进行辨析，简要描述它们的基本特征和要素。
第一，通过技术应用解决社会问题而衍生出的一种技术治理形态。以弗朗西斯·培
根、伽达默尔、圣西门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
改造活动之中尤为必要。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技治主义”“技术统治论”“技术至
上”等理念开始甚嚣尘上，并在北美大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技术治理运动，迅速向全世界
传播。为了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之中走出来，技术治理成为了救治社会
衰退的 “良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被当作某种特定领域的技术性事务，技术专家成为
了对公共事务进行科学管理的主角，这种治理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追捧。激进派的斯
科特认为，技治主义是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意味着 “科学和技能的统治”，技术治理强调
主要参与者并非普通民众，而是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科学技术精英，目标也是要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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