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理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近年来，各地互联网平台主要应用于信息采集、公共服务、志
愿服务、公共安全和公共危机预警等新领域。数字技术更偏重于服务传递的理念，而不是
致力于民主改革的愿景。这些非政治化的优先选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多政府官员认同服
务传递的图景而不是基于体制改革的图景。没有将数字技术视为一项能提高公民能力和公
众回应性的工具。官员们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信息与服务上，而不是投入到那些能提高社
会公众地位和增强问责制的互动式的特色项目中去 。然而，跨部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
〔 ２７〕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要分析共享的驱动因素和体制性障碍。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性协
同治理的选择性分流也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很容易转化成为工
具化的经营技术 ，用 “事本”逻辑来表面地替代利益逻辑，必然导致基层治理中策略
〔 ２８〕
主义盛行，倾向于在外围进行技术性改革，用 “技术性管控”换取 “表面的维稳秩
序” 。同时，去政治化现象的蔓延，也是在不断地祛除政治伦理和消解政治价值。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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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数字技术要想深层次介入公共治理过程之中尤为艰难，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更为不易。需要强调，无论技术性协同治理体系如何完善，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政治诉求
问题，不可能通过掩耳盗铃式的治理技术消弭，具有实质意义的治理效果也会备受考验。
（三）技术性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部门惯性锁定与官僚惰性
技术是组织变革的催化剂，也是组织和制度变革的赋能者。创新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能够直接对组织结构中的行动者及其关系互动产生显著影响，有效化解了公共服务和社会
治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然而，技术性协同治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技术治理为导向的
组织运作策略和方式，并未脱离技术治理的桎梏。
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对制度建设的关注滞后于对技术
投入的重视。技术专家往往习惯于将数字技术作为科层体制的补苴罅漏，以期通过互联网
技术实现社会的无缝治理。须知，无论何种技术手段，它始终会嵌植于官僚体制、市场机
制和社会网络等制度化的规范之中，各种各样的技术研发者、生产者和使用者的价值取向
和利益偏好都会对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产生 “过滤”效应 。同样，对于技术性协同治理
〔 ３０〕
而言，技术能否用、如何用、用在哪些领域，都不得不受到原有利益架构的冲击与掣肘，
而参与其中的行动者 （使用者）、技术的创新者又受到组织制度的制约。同时，技术性协
同治理的治理效用会包括短期跃进和长期固化两种效应，短期而言，技术性治理工具能够
大幅度地提升科层制的运行效率，但这种提升效应是跃进式的，缺乏后续动力，甚至会造
成行政体制的长期固化和技术依赖 ，公共事务的复杂治理过程被简化和压缩为数字技
〔 ３１〕
术设备购买、技术平台规则制定以及技术人员常规培训等程序化操作 。由此观之，技
〔 ３２〕
术治理也要受制于行政体制下的组织内部复杂的微观 “政治过程”，社会治理的优化不能
简化为纯技术性问题，需要配备相应的制度环境 。
〔 ３３〕
此外，将新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之中，优先要解决的组织问题就是各级官员对新技术
的接受和采纳。在经典的学术著作中，官僚通常被描述为保守的、安于现状的、敌视变化
的。在技术性协同治理过程中，传统部门的工作方式、方法、技术与观念都需要某种意义
的更新，而这种更新意味着与过去某些知识、技能进行决裂。尽管高层的政府管理者对数
字技术的总体态度是积极的，相信互联网能够促进信息传递、绩效水平和效率。但是，对
技术持有积极的个人偏好还无法为这种技术变迁提供足够的动力。技术变迁仍旧受到政策
执行、官僚政治的分裂、预算资源、利益集团冲突等因素的限制 。由于数字技术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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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包容性和高门槛的特征，其与现有官僚的思维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对于基层政府
而言，这种约束更为明显，一些年纪大的工作人员往往认为数字技术属于科层运行过程中
的新鲜事物，有时不情愿改变已经形成的惯例或更改他们做事的方法，抵触情绪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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