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党政研究》2023年第2期

大。同时，行政机构不可能像私营企业，通过大规模的人员裁撤和引进，以适应治理场域
中的新技术、新发明。要言之，在技术性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技术会在很大
程度上受制于官僚组织的惯性约束。难以避免的是，新式技术的应用会与旧式管理理念之
间产生碰撞，这种潜在的冲突将会使技术整合变得复杂，难以保障官僚组织的高效运行。
同时，各个层级的行动主体都企图在技术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争取部门或个人政治地位、预
算资源，构成了技术创新应用与各个部门长期依赖形成的 “路径”之间的一种冲突性的
张力关系 ，要想克服官僚惰性，不再是技术优化的问题了，而是事关行政体制改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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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制度安排的命题。

五、结论与讨论

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数字技术
应用范围越来越大、技术硬件性能也越来越完善、技术设施投入的费用也越来越高。通过
将数字技术吸纳到社会治理之中，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策略性安排。但技术并非
总是中立，在推动社会 “善治”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隐患。需要强调，这些缺陷并不能仅
仅归结于技术本身，而是根源于技术的非中立性质以及技术的非中立性质被政府用于吸纳
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并将其内部化。因而，未来的社会治理形态需要超越技术性协同治理。
具体而言，一要依赖社群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创新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的合作生产模式。
社群机制的良性运作能够促使行政组织政府应该扮演着 “助产士”和 “园丁”的角色，
嵌入社会，与各个社会治理主体形成互补的关系，从而超越技术性协同治理风险控制的
“政治逻辑”和目标导向的 “效率逻辑”，打破社会治理过程中的 “控制悖论”。二要内化
科层制与数字技术的冲突 。技术性协同治理是建立在维护行政体制为中心的协同治理
〔 ３６〕
基础之上的，随着新技术的深入应用，其与传统治理机制融合的内部协调成本也日益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技术性协同治理所带的公共价值收益。因而，需要将制度变
革和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 “制度”与 “技术”的协同增效。三
要从技术性协同治理走向智慧治理。技术性协同治理仅仅体现了智慧治理的一个面向，作
为一种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智慧治理的目标导向是实现公共的善，其内在寓意应该集技
术性工具理性与制度性价值理性于一体并使两者达成平衡的状态，逐渐从技术性治理迈向
智慧治理。需要指出，本研究仅仅初步建构了技术性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在科层制的组
织环境和碎片化的行政现实下，技术性协同治理能将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整合起来，开展跨
层级跨部门跨边界的治理。但关于技术性协同治理中技术与制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以及如何超越这种策略性治理行为等命题，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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