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5 - 《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

然而，总有人希望重蹈冷战覆辙，甚至有人希望成为 “凯南第二”或 “麦卡锡第二”，他
们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冷战鹰派，是不从人类整体利益及美国长期利益出发的非理性派
系，他们的心智中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化传统里 “文明 ／野蛮”的严格二分法而无法实现真
正的多元主义和平共处。
面对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的民族复兴计划以及美国内部政治的右翼化特别是特朗普主义

的兴起，中美从 “脆弱甜蜜”关系迅速蜕变为 “脱钩对抗”关系。脱钩 （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拟，暗示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四十年当中实现了某种难解
难分的 “挂钩”（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美国政策话语将中美密切交往关系确定为 “接
触主义”。这种接触主义在美方看来是非对等和附条件的。一方面，美国在对华接触政策
上是有前提性预期和保留条件的，即中国的政策转变需要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对苏冷
战）及美国的民主工程思维 （改造中国），前者已经实现，后者并未成功。另一方面，美
国总体上认为接触是一种包容性策略，是中国借助美国的经济体系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占
便宜、搭便车的过程。接触主义存在政策修正的临界点：民主化失败和中国经济威胁。这
一临界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显著，即便发生过 １９８９ 年政治风波，美国主流仍然认为中
国可改造。但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量的跃升，促成了政策临界点的呈
现。因此，特朗普主义兴起与接触主义衰落在美国政治演变中并非偶然，而有着中美关系
内在张力及变迁规律的必然性。
特朗普主义不是严格的冷战主义，但却为新冷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前提和准备。其
一，从规范理论上批判和打击了美国的接触主义政策，为各式冷战话语和极端思维打开了
方便之门；其二，特朗普的商人性格的多变性提供了美国冷战鹰派进场与合作的条件，美
国外交政策的规范性和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性不断遭受压制和流失；其三，特朗普的 “美国
优先”式的民族主义及 “推特治国”的民粹主义，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政治恶意的合流
及巩固，民意取向又倒逼美国政府加快修订和制定对华新政策；其四，特朗普在选举连任
压力下的极端主义取向，是新冷战狂飙突进的机会条件，冷战鹰派可能利用这一历史窗口
固化美国对华政策，甚至挑起局部冲突，比如台海和南海；其五，新冠疫情危机对美国的
沉重打击，以及中国抗疫模式反映的体制比较优势，进一步刺激美国对华恐惧感和冷战策
略进程。
在此条件下，如前所述，美国战略界有人提出 “半脱钩”来相对客观地描述剧变之
中的中美关系。半脱钩是一种现象化描述，本身不是冷战话语，甚至不带任何道德感情色
彩。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以来的中美贸易战，实质上就是按照 “半脱钩”模式在向前演进。为
什么是半脱钩？这是由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实质属性决定的：其一，中美关系不同
于美苏关系，双方在改革四十年中形成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利益互嵌关系，
是美苏关系从来都不具备的，因此中美关系比美苏关系更有韧性和牵连性，经贸互嵌的和
平保障作用一直在释放；其二，中国经济体对世界的持续开放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全球
化现象，中国具有联合国备案的完整工业部门，中国制造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人民生活
的保障促进作用日益放大，美国的脱钩操作面临来自内部企业和盟友企业的巨大反制压
力；其三，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技术现代化仍处于爬坡阶段，对全球产业链与技术合作的依
赖性仍然很强，技术主权化之路甚至刚刚起步 （以华为为典型），客观上需要一个战略缓
冲期来完成自身发展基础的结构性塑造；其四，二战以来建立的多边主义经济秩序和治理
秩序，尽管受到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的压制和削弱，但符合大多数国家的
价值观与发展利益，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和平发展立场，故美国重启冷战的超强动员并不具
有真正的价值和利益上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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