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

场利益独占预期同时落空。对真正的 “文明多元性”的价值恐惧及霸权挑战的历史记忆，
推动美国朝野迅速形成了基于 “新冷战”思维的反华统一战线。
中美的结构性新冷战，是 ２１ 世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基本背景和动力。作为新
①
冷战的 “清理战场”的合逻辑动作，美国近些年加紧了对华全面脱钩的法律、政策和技
术准备，从中美贸易战到科技战、金融战乃至于意识形态战争，已经逐步构成了除直接热
战之外的冷战谱系。新冷战是一种充满国际政治敌意与文明冲突内涵的全面性对抗和竞
争，局部利益的妥协与交换，甚至局部利益的直接牺牲，已经不足以拯救 “中美关系”。
但中美关系的直接破局亦存在结构性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和平属性、中国经济的国
际化程度以及中国以 “软脱钩”策略开展持久竞争的战略智慧。美国的新冷战全球动员
不会简单地闭环，世界政治在力量、观念与地缘利益上的多元化，也制约了美国对 “中美
对立”的截然想象和建构。
人类历史上，热战是常态，冷战是非常态，或者说冷战是热战的准备。为什么 ２０ 世
纪之前没有出现严格的冷战？为什么 ２０ 世纪截然分为前半段的世界热战和后半段的全球
冷战？这里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价值层面，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人道灾难，人类
从伦理、人权、法治与国际联合等方面全面反思了既往的价值观念，对极权主义和极端主
义进行了有效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价值，导致主流国家难以通过直接的
战争行为获取政治目标；其二，技术层面，核武器在主要大国之间的普及与平衡，建立了
国际政治秩序中前所未有的、保证对等毁灭的 “核和平”，核武器是摧毁性的，但核武器
却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这种人类和平辩证法奠定了冷战优先的理性基础。既然美苏具备了
相互摧毁的核能力，既然直接战争无法为人类社会理解和认同，以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秩序
为支撑点的冷战便应运而生，粉墨登场。
美苏冷战奠定了世界性冷战的基本特征和实践方式。第一，意识形态的严格对立，即
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在基本价值观、政治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规范性对立，
这一宏观精神层次的对立一直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第二，经贸关系的内循环与弱接触，
即美苏各自建立了内部协调的盟友市场体系，内部贸易占据主导，形成了对内循环、对外
冷战的基本秩序，经贸互嵌的和平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第三，军事实力的长期竞争和均
势，即美苏在军事实力上互有优势，不仅具有对等摧毁性的核武库，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
亦具有可比的制造基础和对抗能力，泛军事实力的平衡成为冷战不退回热战的重要保障条
件。第四，美苏冷战的持久化与局部代理人战争并存，即冷战不是完全冷却了的暴力对
抗，而是冷战主体不直接宣战，不重蹈两次世界大战覆辙，但却会以代理人形式进行军事
实力的较量和地缘政治的博弈，这些局部热战在朝鲜、越南、中东等地时有发生，构成美
苏冷战的重要调节变量。第五，美苏冷战在总体的政治经济结果上是负面的，严重破坏了
二战后全球和平发展秩序的规范建构以及经济上的相互融合，在冲突地带造成了长期的政

治矛盾和社会撕裂，成为世界和平的风险点和威胁性因素。
对美苏冷战的阴影记忆，决定了进入 ２１ 世纪的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不会真正赞同再
来一次冷战。对于中美 “新冷战”，美国国内也是存在撕裂性意见和政治斗争的。 那些投
〔 ９〕
票支持反华法案的国会议员中，有卢比奥、克鲁兹之类的极端冷战鹰派，但也有许多议员

并不真正愿意与中国展开全面冷战。至于接触主义政策的塑造者之一基辛格博士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初仍然撰文呼吁回归 “自由国际主义秩序” 的正轨，而不要走上新冷战的歧途。
〔 １０〕

① 也有学者以史为鉴对 “新冷战”提出一定的质疑，参见张文木 《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兼析苏联后
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 “新冷战”概念的错误》，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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