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2 - 《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

拜登政府带动清理特朗普主义并回到中美 “蜜月期”的任何机会主义期待或设想都是不
切实际的，在战略判断与应对上也必然是幼稚的。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中美新冷战的长周期，适当考虑拜登政府的回调影响，并结合
与欧洲角色有关的 “西方缺失”意识及其政治重建，讨论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和中国的
应对方略。

二、改革开放脉络下的中美关系：一个历史维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史的重大转折，“邓小平时代”标记了这一伟大转
折。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和解是紧密联系的：其一，没有外部空间上
①
中苏关系实质性疏离与中美关系有条件和解，就没有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局面及其持
续性成就，故国际政治条件变迁对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演化影响深刻；其二，没有中国内部
政治上从 “阶级斗争”向 “经济建设”的宏观转型，中美的有条件和解就不能进一步扩
展为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的持续开放进程。因此，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中美建交在历史与理论上构成了理解中美长期关系的、互为条件的逻辑链
条。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开启的中美关系新进程，总体上表现为中国向美国的模仿学习
趋势，这种学习不仅包括经济与技术，更扩展到制度乃至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也正是因
为中国的模仿学习存在着 “逐步西化”甚至发生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战略空间与可能
性，美国对华长期维持了始于尼克松时代的 “接触”政策。接触不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
益及现代化，不是对中国的经济仁慈和政治宽容，恰恰相反，是为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垄
断性占有以及民主输出的中国样本建构。如果美国能够成功地既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又在
民主制度上改造中国，对美国的资本集团和文化精英而言是最佳结果。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与民主的规范性预期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
统。就中国改革开放领导人的基本政治视野而言，经济建设固然至关重要而影响到 “绩效
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但中国 “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论问题 （先富带动后富）以及中
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国竞争和持续生存问题同样关键，且需要坚强稳定的政治体制加以保障
和促进，寻求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的动态均衡是改革开放领导者的根本法则。因此，不发
展是政治原罪，不稳定甚至颜色革命更是政治原罪。稳定压倒一切，其本质在于政治体制
的超强稳定性与规范性，即便引入制度改革也不能反对和消解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这就
是八二宪法序言中规定 “四项基本原则”的深层政治逻辑所在。对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而
言，改革开放的 “发展伦理”是中国近现代史 “富强逻辑”一以贯之的体现，而民主化

则必须以中国自身政治体制的理想和规范为限度。
从 ２０２０ 年的时间点回看，美国改造中国的单边框架与中国自我坚持的发展道路之间
的规范性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关系和解的限度及改革开放从属于中国执政党现
代化事业一部分的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演变至适当时间点必然出现结构性转型。于中国
一方，是在经济现代化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寻求制度现代化的系统改革与定型，完成上
层建筑的规范化建构，这一必然的制度性表达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绝非
西方式的民主模仿，而是党的领导与国家民主的法理及制度融合。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
大报告清晰宣示了中国长期道路的稳定性和规范性，从而实质终结了所谓 “全盘西化”

① 这也是傅高义的中国改革史著作广受关注的基本原因，参见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
店 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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