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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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后,执政者特别重视通过各种政策治理调节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中国有着紧密
的相关性。如政策内容的全面性、政策来源的民意性、政策调节的灵活性等。面临重大困
难,执政者采用整顿、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进行重大政策调整,从而化危为机。因此,中
国是一个政策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政策治国经验,也是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十分宝贵、不
可多得的资源。
三是外国学术资源。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政策研究
大国。正是利用外国的学术资源,我们才有了公共政策这门学科,从而有了对公共政策的
研究。中国有着丰富的公共政策经验,但尚须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
的新实践。但是,在引进外国的学术资源时,需要注意 “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
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
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
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 近年来的公共政策研究,大量运用量化方法,这对于中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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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也要注意避免简单化的倾向。量化研究对于数据来源、数据
真实性和可信度要求很高。特别是公共政策研究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变动性大,高质
量的量化研究尤难。对于科学研究来讲,问题和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方法永远是为了更好
地解决问题而生的。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 1〕〔 2〕〔英〕洛克. 政府论 (下篇)〔 M〕 . 瞿菊农,叶启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13.
〔 3〕〔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 〔 M〕 .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4〕〔 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2 - 763,762,678.
〔 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上册) 〔 M〕 . 杨东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218.
〔 8〕〔 16〕〔美〕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M〕 . 毛俊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1 - 92,117.
〔 9〕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
〔 10〕金观涛,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 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3.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9.
〔 12〕〔美〕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第四版)〔 M〕 . 张理京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50 - 51.
〔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8.
〔 14〕徐扬杰. 中国家族制度史 〔 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65.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5.
〔 17〕费孝通. 中国绅士 〔 M〕 . 惠海鸣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
〔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上册)〔 M〕 . 迟越,等译. 北京:商
务印书馆,1993:314.
〔 19〕〔 20〕〔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 〔 M〕 . 王造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3,72.
〔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N〕 . 人民日报,2016 - 05 - 19.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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