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5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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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出来的时候,惊恐的人们就被逼上梁山了。” 此时陈胜、吴广高举的革命旗帜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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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暴秦,伐无道”,农民以暴力反抗他们的 “主宰”,由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变为极
端激进主义者,直接动摇着帝国的根基。革命之后则 “改其恶俗”,进行重大政策调整。
新王朝替代旧王朝之初,皇族励精图治,官僚发奋有为,家户休养生息。正是依靠这种王
朝革命带来的国家治理的重大调适,使得中国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接续下来。“中国由于一
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绵不断,才使古中国的文明得以持续到 20 世纪。” 〔 18〕
三、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
中国尽管很早就有了公共政策,且有着丰富的经验,但长期以来处于自在的状态,没
有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专门研究。历史上的中国主要依靠的是对前人治国理政得失的记录来
传承后人,如著名的 《资治通鉴》。这种记录只是将前人的经验告知后人,没有也不可能
对其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提升到理论层面。黑格尔曾经表达了他对东方中国人缺乏理论
建树的轻视:“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
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
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 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评论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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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傲慢,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痛苦地接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的事实经验没有能
够提升到学理上加以表达。有漫长的公共政策历史和经验,却没有公共政策学这一专门的学
科。
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自西方,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终究是基于西方经验的
总结和表达。如果仅仅是沿袭西方公共政策学的路径,便有可能遮蔽中国事实和经验;如
果仅仅是用西方公共政策学作为学术的唯一标准,便有可能削足适履,轻视甚至忽视中国
的事实和经验。这就需要超越既有的理论规范,将中国经验带入公共政策学领域,从中国场
域中发现中国的公共政策,从而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学。
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是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
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进行富有主体性和独创性研究的公共政策学科。
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
文化形态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超越了过往理论的狭隘性。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为人民谋取利益的过程。正是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执政者以人民为中心,从而超越了历史上的 “家天下”的局限。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便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并十分重视通过政策去解决问题,将政策和策
略视为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之后,更是强调以国家政策改进国家治理。党的
政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是公共政策的中国表达。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定
义,就很难将党的政策置于公共政策的范畴。因为西方的政党是一部分人利益的代表,而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过程中,党的政策具有中心
和指导地位。很难想象,不将党的政策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何以理解中国的公共政策。
因此,只有从中国场域出发,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公共政策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尽管出自
西方,但具有全人类关怀的超越性。西方的公共政策学主要限于一般主权国家之内。而当
下世界,各个主权国家联系日益紧密。面对相互依赖和联系的世界和全球性问题,任何一
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制定全球性的公
共政策提供了依据。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因为缺乏统一的全球性的公共政策,从
而失去控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有助于建构超越西方既有理论的公共政策学。
二是中国传统资源。这是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在世界
上,“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中国得以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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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岁月里长期延续下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通过灵活的政策进行调适性治理。如果说
西方国家因为商业发展造成的空间不断位移,更加重视制度治国,那么,中国由于农业文
明造成的时间长期延续,更加重视政策治国。这种治理方式已作为历史基因传承至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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