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1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三、知识经济与治理重塑

现代政治理论一直强调，作为一种政治输入，所有类型的知识之间应当具有平等的道
德地位与政治地位，即使当不同类型的知识在性质上有着重大差异，因而很难简单地保障
它们在公共决策中的平等地位时，也应当把它们间的关系视作一种分工关系，承认它们各
自在公共决策不同方面的贡献，而不应在知识之间划分等级，进而让某种类型的知识主导
甚至垄断决策。但当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所有人就都有了通过划分知识等级来最
大化知识之经济价值的动力。而在这里，网络效应就为知识的差别化定价提供了一种看似
客观、科学的机制。基于知识的特殊性，它的经济价值应当由其科学价值决定，而在今天
的知识评价中，一种知识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它被同行引用的数据，结果，从事某一类
知识生产的同行越多，这一类知识被引用的数据就会越好，相应的，人们就会倾向于认为
它的科学价值越高，从事其生产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越多的经济价值。
这一机制并非完全不合理，因为选择从事何种知识的生产本身就是劳动者对这种知识
科学价值的一种判断，但在实践中，它却明显强化了知识生产领域的 “圈地运动”，鼓励
劳动者们通过组建大团队来提升彼此的评价数据，进而垄断科学资源与经济资源。结果，
知识等级制与知识生产者间的身份等级制已同时得以确立，进而，在社会的共同知识库
中，个体劳动者或小团队劳动者所创造的知识就越来越难以被承认其应有的科学价值与经
济价值了。而这就意味着，即使所有人都能加入到对社会共同知识库的更新，同时这一知
识库也仍可为所有人自由使用，但其中真正能对社会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的知识则集中体
现了规模最大的那些同行共同体的观点和意志。而这又会反过来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比
如，今天各个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评估等环节都引入了同行专家评审的机制，希望借
此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从一个角度来看，能够进入政策过程的专家必然都是相关领域
的佼佼者，因而，他们的参与就应该带来公共决策科学性的提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些专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相关领域的佼佼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出于一些非科学性的理
由而占据了科学共同体中的支配地位，那由他们带入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知识的科学性就
要大打折扣了。结果，知识经济的发展就导致了孤岛式先锋主义在社会范围内的扩散，使
少数精英得以借助知识进步垄断了社会的大部分经济收益与公共决策权力。
无疑，知识经济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承诺，向人们呈现出了使社会的生产与治理都朝向
一种合作式的理想模式转型的前景。但在当前，这一前景并未实现，无论在知识生产还是
借助知识展开的治理过程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一种新的控制模式与支配结构。这要求
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经济及其所催生的治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知识经济承诺与前景
的许多分析都反映了某种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认为经济形态的转型本身就能够驱动生产方

式与治理模式的转型，比如，知识经济以共同资源为基础的现实就足以改变既有的国家 －
市场结构及基于这一结构的公私产品供给和公私部门治理。但从实践来看，当代社会的发
展并没有遵循这一线性的决定论逻辑，而是呈现出了多元建构的特征。一方面，知识经济
无疑构成了现有国家 －市场结构的一种解构力量；另一方面，现有的国家 －市场结构也加
入到了对知识经济的建构之中。同行评审机制在各个领域的扩散表明，当代社会中已经生
成了一股不同于国家与市场的治理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与市场竞争治理主导
权的传统格局。但同时，同行评审并未取代国家与市场，反而受到了国家与市场的侵入。
比如，知识生产中的网络效应就可以被视为市场介入的结果。当然，知识等级制是一直存
在的，知识进步本身也要求所有知识生产者找到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来识别不同知识的科
学价值。但却是市场所内含的差别化定价逻辑强化了不同知识间的价值鸿沟，进而迫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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