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来越多的知识生产者接受形形色色的 “最佳实践”或 “黄金标准”，并由此通过同行评审
制造出了某种科学霸权。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斯蒂
格里茨所说，知识经济也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由于知识的扩散不需要成本，产
业政策的一大任务就是识别那些能够带来最大正外部性的知识创新，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 ９〕
知识的社会功能。但在实践中，一方面，国家很难测量一种知识创新的正外部性；另一方
面，市场主体并没有动力供给正外部性。于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互动模式下，国家还是
对知识经济采取了以 “挑选赢家”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供给，而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赢家网
络的市场影响力及对其他知识生产者的支配力。
可见，知识经济不是独立于现有国家 －市场结构的力量，而是嵌入在现有国家 －市场
结构之中，并与国家和市场都有着多边紧密互动的关系。要让知识经济兑现其生产承诺与
治理前景，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知识经济自身的演变，也需要关注国家 －市场结构的调整。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自身的演变是一个政治理论无力涉足的问题，国家 －市场结构的
调整则是政治理论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与的领域，通过在这一方向上更新自身的知识体
系，政治理论可以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治理建构之中。具体来说，网络效
应反映出，市场为所有知识生产者提供了一种证成其价值的机制，在这里，网络的形成与
扩散就是一个类似于市场兼并的过程，获胜的知识网络通过证明其能够产出最高的经济绩
效而证明了其产出的科学价值。然而，这一证成方式是被扭曲的，而要消除其扭曲，国家
就需要为知识生产者提供证成其价值的其他机制，具体来说，需要提供一种公共证成的机
制，让所有知识生产者都能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绩效标准来证成其产出的价值。在这种情
况下，所有知识生产者都不再需要抱团取暖，网络效应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同类
型的知识将获得对其科学价值的更为恰当的承认，从而使同行间的互动更多表现为合作式
的互动，而非支配式的互动。由此，这种公共证成机制应当以何种方式被构造出来，就成
了知识经济时代政治理论的一大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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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Ｒｏｂｅｒｔ Ｗｏｌｆ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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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Ｐｅｔｅｒ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ｉｌｌｏｕ，“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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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ｅｒｃｅｔ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ｉｉ． ａｓｅ． ｒｏ ／
ｒｅｓｕｒｓ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 ／ 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ＦＯＲ％２０Ａ％２０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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