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9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术”和 “文字游戏”，从而误导了公众，这本身也是一个所谓 “自我保护”的过程。一群
最聪明的人员，违背了科学精神，以文字游戏来规避责任和自我保护，缺乏了学者和科学
家的良知。与此同时，科学缺失也是科学家在决策中地位和角色的缺位，科学话语在政府
决策中没有很高的话语权。本来疫情防控是非常专业性的科学问题，但是科学问题却是因
为政治逻辑而被 “捂住盖子”希望内部消化。事实上，中国决策的最高层最后对局面的
扭转，也是借助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针对疫情防控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就专门邀请了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位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三、超越决策系统失灵：中国公共卫生决策体制的未来之路

对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学科而言，我们除了需要解释问题之外，还需要寻找问题的
解决方案。中国如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类似事情的再发生？这意味着，中国需要重建公共
卫生决策体制，让多层次、多部门和跨央地的决策系统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防线，使得决
策系统与公共卫生事件本身的属性相符合。由于具体设计需要对不同决策部门的权限进行
梳理，并且进行理性研究，这里我们可以从设计原则的角度出发，为中国公共卫生决策体
制的未来改革提供一些可以遵循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应该是价值和理性的重构，让决策系统有价值坚守和科学精神。公共卫
生事件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危害影响深远性，疫情防控是典型的公共卫生事
件，病毒来源、传播性和伤害的不确定性使得人类每一次面对疫情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些特征，使得我们针对公共卫生的治理和危机应对需要改变传统的决策
前提，对整个决策系统的价值前提和事实基础进行重构。在价值前提方面，公共卫生决策
系统应该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出现疫情时，这一价值应该高
于经济发展价值等其他价值安排。而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价值目标实现需要理性和科学
精神来保障，这使得整个决策过程应该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让经验、数
据、实验和研究为科学决策服务。而一旦当科学决策面临不确定性时，应该重新将价值序
列引入，这使得即便科学决策中存在不确定性，也应该按照可能发生的情景来进行应对。
简而言之，公共卫生决策系统应该将生命权、健康权放在第一位，更加积极、主动和快速
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对人类社会可能的挑战。
第二个原则，应该是专业人才决策优先权的配置，提升决策系统的科学水平。由于公
共卫生决策系统涉及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难题，这使得如何在决策权力中配置政治和行政
官僚及专业人才的决策权重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般而言，政治和行政官僚应该在公共卫
生决策中的价值性前提和重要性序列拥有优先权，专业人才在事实决策方面拥有优先权，
而理想的状态是三类人才有机配合。在实际决策中，在价值目标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下，应
该将更多决策权配置给专业人才，由他们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以及实施什么类型的隔
离和采取何种程度的措施。只有这样，专业人才的知识才可能在公共卫生治理和危机应对
中得到最大程度利用，从而也使得公共卫生决策系统的科学性水平得到提升。
第三个原则，应该是地方部门和政府应该给予决策优先权的配置，提升决策系统的快
速应变能力。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地点是从个别地方出发，很有可能发展成为社区性、地
方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要避免公共卫生事件从社区性和地方性上升到
全国性和全球性，就需要有一套快速的反应机制，能够及时使得公共卫生事件在小尺度和
小范围内解决，避免扩散性和危害性。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给予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决
策系统中优先权，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决策。当然，地方政府决策优先权的配置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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