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应该说，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已经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是他忽略了这些不同要素
的考虑，不仅应该是政府官员考虑的，作为科学家也应该考虑。正是这种决策的 “偏
见”，很有可能导致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们早期
已经有 “人传人”的看法，但受当时条件限制，谨慎作出 “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不
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结论。可以想象，如果科学家有对人类的大爱，有一个如果
发生 “人传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的情景预测，或许科学中 “保守”“谨慎”的结论会
转化为 “积极”与 “主动”的行动。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在公共卫生方面具有专业性优势，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国家卫健
委。但是，国家卫健委的决策却依赖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这使得科学性证据在决策中具有
较高权重，而证据主要是由中国疾控中心和相关专家来提供。客观上说，国家卫健委对于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比较重视的。根据国家卫健委的官方信息，在湖北省武汉市
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后，立即派出国家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武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与湖北省、武汉市共同研究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与此同时，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国家卫健委
成立由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
控策略措施，及时指导、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开展病例救治、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
作。它两次派出高级别专家组，并且国家卫健委主任也亲自到武汉调研。
很遗憾的是，国家卫健委早期的启动，并没有转化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决策行为，并
且延误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期。这意味着，国家卫健委作为中国主管公共卫生的行政部
门，没有能够及时启动疫情应急响应程序，没有让湖北省和武汉市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
机，最终使得疫情从地区性扩散为全国性和全球性，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
响。这里需要反思的是：中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如何在政府内部部门之间，尤其是条
块之间进行有效协调，处理好属地管理和专业化管理之间关系，如何让条块能够在疫情防
控中发挥更大作用。
６． 为什么防线会溃败？
上述五道防线的溃败，使得疫情防控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最后纳入了国家最高议
程，成为中国当前应对的头等大事。我们可以预期，中国一定会成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成功地恢复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之中。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设想一
下，如果上面的某一道防线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很有可能我们就会付出较少的代价。对
此，北大一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在治愈后，接受采访时再次讨论 “可防可控”时，也表
达了类似的观点。
根据上面的决策理论，病毒能够通过一道又一道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究其原因是价值
迷失和科学缺失。价值迷失使得每一个人或每一部门在作出决策时，都在考虑自身利益和
部门利益，没有 “利他主义”精神，这使得每一个人或每一部门在作出决策时，都似乎
在做出 “正确”的决策，而当这些决策 “合成”和 “聚合”时，却导致了重大失误和系
统性风险。当然，在这些防线中，有一些人员或部门或者作出了 “预警”，但是被更大力
量或势力所改变，使得正常轨道被偏离。公共卫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有对人类的爱，
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才能够超越 “发表论文” “组织惯例” “权力诉求”等功利性价值，
从而实现对人民生命价值的维护。
除了价值迷失之外，科学缺失也是重要因素。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科学本
身的缺位，又是科学在政府决策中话语权的低下。科学本身的缺位，使得从事科学研究的
病理学家没有进行独立判断，不仅不能够作出客观、中立和有价值的决策与判断，而且自
身还受到权力影响，依据权力的需求来给出决定，将非常严重的信息发布转化成为 “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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