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7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４． 第四道防线：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逻辑
理论上说，湖北省委和省政府作为武汉市委和市政府的上级部门，同样应该有机会来
纠正武汉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行为，从而避免疫情的蔓延。湖北省委和省政府作出决策的
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武汉市委市政政府提供的信息，二是湖北省卫健委提
供的信息，三是国家卫健委提供的信息。
事实上，一旦武汉市的疫情具有传染性，它最直接的影响是对湖北省其他地市。从事
后看，由于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其他地市确实受到了武汉市影响，随后出现很多
确诊病例，并且导致了随后 “封省”的后果。

目前，有关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决策过程的信息较少，主要的事件和信息就是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为湖北两会时间和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湖北举行春节团拜会。事
实上，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理，
这是纳入国家议程的标志。通过这两件事情看，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春节团拜会的
举行看，湖北省委省政府一直没有将疫情防控纳入最高议程，没有及时统筹和谋划整个省
的防治策略，这也使得后续各省的防控处于被动状态。简而言之，湖北省委、省政府由于
对信息研判失误，以及价值序列设定偏差，既导致了多次错过疫情防控时机，又没有为应
对疫情防控做好充分准备，这使得整个湖北省疫情形势严峻。
５． 第五道防线：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决策逻辑
上面的四道防线属于地方政府序列，最后一道防线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也就是所谓的
“条条”部门，它们代表国务院行使某一方面职能。国家卫健委行使公共卫生方面职能，
它在疫情防控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尤其是传染病等级认定、病毒治疗、全国防控等方面发
挥作用。中国疾控中心则是国家卫健委的事业单位，它在流行病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等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建议。因此，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在疫情的形
势研判方面，具有专业化能力和重要决策权。事实上，武汉市市长在讨论疫情应对时，也
讨论了信息权发布问题，这涉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问题。
对于中国疾控中心而言，当前讨论的一个核心困惑是为什么中国发表了那么多高质量
论文，但是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却如此被动。围绕着这一困惑，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疾控
中心是否很早就得出了人传人的结论，以及为什么结论没有及时转化为政策建议。其中，
争论最大的论文是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表于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为此，中国疾控中心还专门进行了回应，指
出该论文是回溯性研究。这些争议，从决策的视角看，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和科学家是否应
该将科学研究放在首位，还是应该将疫情防控放在重要位置？
从理想状态来说，科学家应该能够将两者兼顾，既能够发表高水平论文，又能够将研
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疫情应对策略。应该说，与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相比，我们在科学研究水
平方面有很大进步，在很短时间能够在顶尖杂志发表十多篇论文，但是从目前应对看，好
像并不理想。这意味着，中国疾控中心在决策时，除了考虑科学的严谨性，更应该考虑人
类生命和安全等基本价值，只有同时拥有对人类的关怀和科学的精神，才能够将科学研究
与决策服务有机结合。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他们认为这
应该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他们的职责。例如，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
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
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
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
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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