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我为主、以客为辅，自然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动性、进取心的表现，但同时也就很难在将
心比心的国家共处环境中，催生 “我”与 “他”和谐相处、理性对待分歧、理智寻求合
作的国际氛围。对中国来讲，长期习于以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政体形式、一贯敌友关系、
自我道义衡定来处理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条件承认他者，尤其是强势
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愿意与意识形态不同、政体形式相异、曾经相互敌对、不合自设道
义的国家往来。即使不得不相互往来，在价值理念与深层关系上，依然将之视为敌对势
力。今日中俄关系的亲善、中美关系的摩擦，差可证明这一点。中国必须学会与不同的、
异质的 “他者”打交道，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
再次，中国需要确立共赢的外交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
系的文献原则。但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原因在于，中国长期是以
你死我活、此消彼涨的行动思维对待强大国家与弱小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共赢，可以说是
阎学通倡导的 “道义现实主义”所接纳的国际行为法则，尽管他更为关注守成国与崛起
国的国际领导权替代。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基于现实处境，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
利益得失。但同时愿意考虑对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对方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在道义理
想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一个国家容易自认对别的国家总是利益输出。一种仗义疏财的自豪
感，容易让这个国家对对方国家、尤其是受援国家，生发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这
样反而可能造成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伤感后果：一方面，确实对对方进行了大量利益
输送，但另一方面，因为那种优越感可能伤害对方，结果对方对中国并没有心存感激，甚
至心怀不满、心生怨恨。可见，承诺现代国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是真正平等的成员，然后
理性相处、平等相待，中国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谋全局、谋长远、谋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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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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