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或功利主义的外交理念。在这样的判断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
赢家通吃的习性，让人以为它自然会贯通到国际行为之中。确实，在当下外交政策建言中，
出现了不少这样的高论。但这是被中国外交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即便说中国在外交事
务、国际往来、全球竞争中并不是不争取国家利益，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自觉
与实践，愈来愈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鲜明特征。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看，中国即便是在与国
际社会、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时候，所争绝对不是一时一事上的胜负。因为中国确信，
自己一定会取得全局、深层和长远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几乎是预先注定了的，这既是因为中
国站在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制高点上，也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正当性支持，更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所致。这是全球范围内无人可敌的优势。这一优势
的悉数体现，需要时间、需要代价、需要积累、需要认同。但最后结局，已经设定。
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对身处当下的中国外交来说，是一种支撑全局和未来的高
远理念。如果说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才有希望实
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外交的高远理想，还需要首先面对现实的国际环
境，并因应现实环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实际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够不断推进到有
望实现其理想的境地。因此，与现实情况常常严重疏离的道义理想主义，可能确实是需要
呵护的高远理想。但与现实匹配的外交理念，则需要实际坐实，否则现实处境中外交活动
的致效性就会下降，外交的国际受挫现象就有可能频频出现。这对基于全局和长远的道义
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的维续，恐怕难称福音。
为建构起基础更为扎实和深厚的、现实取向的外交思维，中国需要确信下述几点：第
一，中国只不过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逐渐浮现的 ２００ 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
中的一个。因此，中国必须学会跟民族国家世界的不同成员打交道。这是中国外交必须确
立的国家形态支点，否则就难以确定中国是以何种国家形态在与别国打交道，就会陷入自
乱方寸的境地。当下有人将中国定位为古今一贯的文明性国家，拒绝承认中国的民族国家
属性；也有人认为中国就是一个独立成体系的 “天下”，不仅不宜以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视
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称雄世界的现代强国视之。这些论说，都具有一定理据，但都是扰乱
中国外交的国家定位的说辞。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国家的眼里，只要中国自称非民族国家，其
实就是试图谋求全球特权与霸权，这对中国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肯定会带来极大障碍。
第二，中国需要正视与强国打交道的处境。在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情况
下，中国还需要相应积累起与强国交谊的理性经验。从总体上讲，由于明清两朝的厉行海
禁，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绝状态，中国对外部世界是不太了解
的。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国自然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人民共和国建政以
后，由于反对帝、修、反的国策，让中国再次陷入自我封闭的紧张境地，中国与外国打交
道相形减少，无论与强国、弱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都显得明显不足。历史地看，从明代开
始禁止海上贸易、阻止传教士进入中国核心地带，中国就形成了孤芳自赏的国家习性。相
沿以下，英使马戛尔尼到中国表达通商诉求，遭到中国皇帝的严辞拒绝，更是强化了自我
封闭的国策。晚清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无视，引发了中西方的商业战争。民国时期，蒋介石
对苏联式道路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拒斥，成为另类的自我封闭理念。直至
“文革”，自我封闭加自我欣赏的习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适应民族国家
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时间很短，与各类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不厚，尤其是与强国处理外交
关系的技巧明显生硬。本来是志存高远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结果一时竟成为拒绝与
外部世界往来的自我封闭理念。加之建国者斩钉截铁地认定 “外交无小事”，于是，隆甚
其事的外交，变成了国家权力高层殚精竭虑思考和处理的专项事宜。社会公众对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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