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
的。”
〔 １６〕
对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来讲，由于长期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欺凌的受辱境地，因
此，对它们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诚属正常；反过来讲，对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
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国家，心存感激、寄愿结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阵营选择，对一
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生国家来讲，可以实现少耗费国家资源就确立起自己的外交大
局的目标。但这样的判断，因为深度切入国家肌体，因此一定会成为在中国长期发挥作用
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务，基本上是向苏联的 “一边倒”。从时
间维度看，差别只是在于，在中苏两国关系修好的情况下，两个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国家
关系、经贸往来、国际互动诸方面的全面友好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国家往来、经贸关
系、国际互动明显走向敌对。但让人看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
深度认同，仍然顽强维持着。
观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情况就大为不同。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以来侵
略中国、掠夺资源、压制国权，因此是中国的凶恶敌人。这样的敌人意结难以化解。试问
何故？首先在于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行动的观念基础，人
如此连接观念与行动，国家也同样如此。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刚性划分模式中，一系
列对峙性的选项不容国家有丝毫的轻慢：国家主导与市场竞争、权力谋划与个人自由、国
家引领与社会自治、当下目光与长远打算，两相对峙的方案，只能决绝地选择其中之一，
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社会主义诚然需要补发展生产力的课，不过绝对不是屈从于资本主
义模式，而是为了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战胜资本主义提供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经
由强大的物质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的最终取胜，才有足
够的保障。这就让人们能够理解何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磕磕碰碰，难以成为真正
盟友的深层缘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思维与社会思维出现分流。国家权力判断不再直接构成社会
公众判断。因此，在国家运行的现象层次，表现出社会思维与行为的极大灵活性。但是反
过来，我们一定要看到，社会公众的判断从来都无力主导国家的国际关系政策，更难以撼
动中国的外交思维。对现代国家来讲，外交政策是国家权力方面行使的，公众舆论可以施
加影响，但无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亦是如此。这让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导思
维，就此具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与此相关，中国外交承接革命时期必须确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
我活的大思路，以简驭繁，应对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局面。从中国当代外交的历史线索上
看，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思路中，两强主导世界的局面，让中国双线作战，到后来明智地调
整为联美抗苏政策，出现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 “ １９７２ 转向”。到苏联阵营崩溃后，中国认
为世界出现了一强多极的国家局势，因此着重处理中美外交关系。当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跻身世界前列以后，在欧洲内部纷乱的情况下，中国认为多极国际政治局势，已经变为中
美之间主导的世界格局，此时，中美国 （ 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概念爆红，“中美共同体”论题不胫
而走。但是这样的国际局势迅速出现变化。当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外交思维
本未松动的阵营意识，被轻易调动起来。在此时，国家层面尽量表现克制，但社会公众受
制于传统外交思维所表现出的 “中美必有一战”，不仅出现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公众言论
空间中，也出现在社会精英人士的中美关系评论里。更关键的是，中美对立的外交关系明
显引领中国当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现中国外交思维精神特质的标志性事件。甚至在一些
人的解读中，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实施的 “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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