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尽管人民共和国进程中间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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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反传统运动，但那仅仅是间歇性的政治举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韧
性力量，一直作用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当今就更是在执政党领袖的直接倡导下，将儒家
遗产的现代激活纳入国家政治进程。基于这样的定位，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对当代中国的
内政外交会产生精神方向上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带有
显见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在无产阶级代表人类最高道德的基点上，由其推动着的共产主
义理想，成为人民共和国创制者直接为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从这种道德制高点看待内政
事务，那真是 “背负青天朝下看”。两种理想主义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品格。以这
种理想主义定位的国内政治，自然会为外交活动打上理想主义的烙印。
从现实动因上看，中国是在革命处境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三座大山”在中国的统治。这是革命的敌我划分
区隔出的两个阵营：革命者与三座大山，相互间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在中国革命的两个
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上，前一阶段的革命，是 “无产阶级领
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
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场革命，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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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站在道德与历史制高点上的无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其他所有阶级和政党都
没有这样的能力。后一阶段的革命，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极大丰
富到按需分配，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完全克制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缺陷，完全实现了人类
古往今来的理想期待。两场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
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
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后一场革命，更是非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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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它在展开外交活动的时候，也就会以中国传统的道德
理想主义与革命的道义理想主义审视外交活动的对象，并于此确定外交基本方针，呈现外
交的精神宗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由于帝国主义被设定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因此尚
未执掌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列为敌对势力。革命
后的外交 “一边倒”，可以说是顺势将革命时期的国家敌我阵营划分带到了执政时期。革
命者与革命对象之间势不两立，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水火不容。团结全
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民，打击全世界必须打击的帝国主义实力，便成为改革开放前强势
预设着的外交方针。因此中国外交的着力点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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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入联合国，也确实是靠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在改革开放后，表面上人们观察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寻求双赢的利益往来，但这种外交
往来背后潜伏或深层预设的道义理想主义逻辑，不在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不易为人觉察。
一旦发生摩擦和冲突，它就会突兀地呈现出来。近期中美贸易战所呈现的两国经贸外交摩
擦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可以为人所察知。中国致力占据贸易战的道德高地，谴责美国
的单边主义，强调中国坚持的全球化立场、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是其直接体现。而再深
层次的预设，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谋利性、自利性的非道义取向，与中国的大义凛然、
道义使命、更高站位，形成鲜明对比。一种为人所熟悉的帝国主义阵营与革命阵营的传统
划分，呼之欲出。中国硬核坚守的内政原则，在这里再次呈现其主导外交的强大能量。道

① 浏览 《毛泽东外交文选》涉及西方国家、中苏分裂后涉及苏联的讲话，谈及第三世界或被美苏超级大国压迫过
的埃及和人民，可以留下这个很鲜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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