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义感之统合中国的内政外交，成为人们把握中国外交特点的一个决定性支点。

四、就内政做外交：道义理想主义的扩展

中国外交的内政逻辑主导，乃是受中国政党 －国家意识形态、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
共同主导的贯通逻辑。其中，政党 －国家意识形态一直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传统的道
德理想主义一直发挥的是辅助性作用。但在国家的实际运行中，中国的内政逻辑对外交的
影响，受到理想定位与现实处境的两种力量的交互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相对弱小的
时候，道义理想主义是为主调，现实主义是为辅调。在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道义理想主
义是底色，现实主义浮动在台面。之所以如此，从精神的内在原因上讲，是因为中国还是
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 “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精神基础决定
了国家的政治方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从国家运行的实际状态上讲，在国家实
力不强的时候，诉诸道义，自然是聚集国家力量的一种必然方式。即使这样聚集起来的主
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质力量。但比之于对国家力量完全失于动员的状况，对国家的存
续自然是具有绝顶重要意义的。况且在面对外交强国的时候，这种道义感让 “侵略者”
西方国家心生愧疚感，让中国富有道德底气。而在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诉诸道义，让政
党 －国家意识形态中设定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道德目标重新主导外交行动，就是题中应有
之义。国家实力与国家确立的人类义务携手，又为国家的外交行动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个国家相对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外交受国际政治、国际经
济、国际社会、国际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一个国家基于这个国家的内政逻辑，是
很难顺畅贯通到外交事务上的。外交是国家间的活动，因此，超出一国的主权范围，或者
说在主权边际上展开运思和采取行动，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对较为典型意义上的民
族国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对中国来讲，外交活动有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
已经是超出一般民族国家意义的特殊国家，国家的建构有着十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
且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指向又十分鲜明。这就让接受其意识形态属于 “我们的”阵营、
不接受或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便属于 “敌人的”阵营的 “敌我”划分，绝对主导着国家
的外交活动。从战略布局上，这样的影响体现在以意识形态认同划分外交阵营，一旦在意
识形态上趋同，不管国家间关系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冲突，在地缘政治上两国间具有多
少潜在危险，在实际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计，势成外交上值
得深交的友好国家；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分野，不管国家间几乎不存在历史性冲突，无论地
缘政治上多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古训要求，不计国家间往来可以获得或已经获得多少利益，
那都不予考虑，绝对属于国家的敌人。即便不得不与后者不往来，也必须提高警惕性，并
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国的国家属性认知和执政者长远的使命意识。这是中国国家性
质注定的国际思维。
这样的外交思维，尽管直接得自内政，但也促成了中国简单明快的国际关系认知。新
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在国际政治场合都守持一种 “非黑即白”的、确定敌我关系的进路。
非黑即白的判断，本来源于内政。因为革命处境中的敌友划分，是革命胜败的决定性因
素。“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
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
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
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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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思路扩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敌我截然区分，便促成了毛泽东在建国之际确立外交方
针时单一的阵营选择，特别反对骑墙态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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