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交。西方国家在外交中秉持的价值原则，被中国人视为虚伪不实的托词与幌子。
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遭遇具有密切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
往来中吃尽了苦头。国人认定西方之所以在外交上占尽优势，就是因为它实力强大，西方
国家靠 “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丝毫不加修饰的 “实力外交”。抗拒西
方的实力外交，只有祭出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武器。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中国全力谴责
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大力倡导强弱平等、不分大小。这是一种典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
思维。因为它完全是基于道德应当做出的判断、确定的行为。但其中潜蛰着的价值意念和
行为倾向，即一旦国家实力陡增，这种道义原则就换作是中国作为强者在国际社会执行相
关规则。永远的弱者盟友自认，不变的强者之敌定位，成为一以贯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
价值理念自我维系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定势有了显著变化。１９８３ 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字，不仅
仅是为教育系统题写，而是整个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标志。这一题字的内容是 “三个面
向”，即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三个面向，各有针对，都是战略调整的
〔 ７〕
重大改变：面向现代化，就是逆转新老传统方向，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转轨；面向世
界，就是逆转闭关锁国态势，真正向全世界开放；面向未来，就是逆转固执陈旧的意识形
态说辞，真正敞开国家发展的大门。这不仅是对文革前一个时期局部融入世界政策的重大
校正，也是对闭关锁国的 “文革”政策的终结、向世界全面开放的一锤定音。邓小平向
世界打开的大门，是一个完整的 “世界”，而不是一个局部的 “世界”，以人们更熟悉的
词汇就是 “全球化”。在外交上，它指引人们走出面向发展中国家厘定外交方略的境地，
走进以发达国家为伍的新型外交天地。这是对建国前三十年外交定位的重大矫正。
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大门，对近 ４０ 年中国的疾速发展，意义非同小可。而与西方发
达国家修好的外交取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排除西方发达国家
这个变量，就完全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在此。在中美关系
遭遇调整的情况下，有人设想中国对美国关上大门，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这是异想
天开的说辞。不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开放，就不叫开放。况且美国及其盟友就是原来我
们全力对峙的 “西方国家”，对美封闭，就是对发达国家的封闭。对世界先进国家不开
放，只对落后国家开放，那岂不是回到 “文革”的 “外交”局面。由此可以理解 “我们
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的深意。
〔 ８〕
确立 “三个面向”，既调整了外交思维，也调整了内政思维。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
中国在务实的政策取向中，仍然保持着的深层外交思维，依然是道义理想主义的。不过这
样的思维进路，已经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国家明面上的政策取向，确实已经
转变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在国家的基本理念上，则以坚持国家形态所注定的既有原则为特
质。就前者言，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讲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当然也
可以借助市场。这成为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征。
这是中国近 ４０ 年内政外交取得巨大突破的动力。以此为据，在内政上，为取得经济发展
成效不断调整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不断与西方国家周
旋，而赢得国家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就后者言，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处在顺境，还是处于
逆境，支持中国国家运转的基本原则是丝毫不能撼动的。对此，在改革开放前期，邓小平
便以决绝的口吻确定了 “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 这四项原则，在政治上被称为 “立国之本”，似乎是一种权力现实主义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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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实，只要明了它背后的预设，就知道它的理想主义深层含义：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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