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姿态外，就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政治表态。 可以说，较多且擅长与落后
〔 ３〕
国家打交道，是建国以来的一个突出特征。
相比而言，这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均有带全球眼光的论题。就前一段落讲，１９５３ 年
底周恩来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即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确立了适用至今的中国外交的具体政治原
〔 ４〕
则。就后一段落讲，毛泽东在 １９７４ 年初会见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
分论，即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
第三世界” ，确立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国家分层立场，并将外交主战场放到了第三世界即
〔 ５〕
亚非拉国家上面。
由上可见，中国改革开放前不能说是闭关锁国，但对外开放和交往是十分有限的。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确证。其一，一个国家真正开放的外交，是对国际社会全方位开放的外
交，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当时中国的闭锁性较为明显。中美的
长期冲突、中苏 １９６０ 年后冲突的逐渐公开，让中国即便对世界的其余地区打开大门并普
遍交往，也是缺少世界意义的。其二，中国跟落后国家打交道，被落后国家夸奖，自认和
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的灯塔，但其实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讲，新中
国前三十年对世界局部开放的外交也可以说是局部封闭的状态。这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发
展代价，也让中国外交交出了高昂的学费。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外交才逐渐走上正轨。这一方面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国际关
系理念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全新启动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再一方面则与国际环境的变
化与中国的及时反应联系在一起。中国放弃了反对帝、修、反的对外主张，也就放弃了意
识形态的国际对抗，相应便成为一个别的国家可以打交道的正常国家。中国致力寻求发
展，也就势必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而在与各个国家、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
过程中吸取他们的发展经验。中国在一个长达 ２０ 年左右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致
力实现缓和的国际环境中，终于醒悟了自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自己国家发展的极为不
利。因此适当调整有点失偏的外交政策，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随着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
１９８９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新中国在建国 ４０ 年后，终于走上真正的国门洞开、与世界主要
国家正常交往的外交轨道。
事实已经告诉人们，中国自明清两朝以降自我锁闭，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未有根本
改变，结局是自酿苦果，让国家自置于世界现代化滚滚洪流之外。晚清短暂且局部的开
放、民国黄金十年 （ １９２７ － １９３７ 年）的对外开放，收获了与发达国家积极互动，国家迅
速发展的果实。只可惜好景不长，迅即夭折。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克服内外困境，坚持以开
放带动改革，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由此划出的自闭与开放的国家发展悬殊
轨迹，不能不让人深思。

二、在强国压力下：道义理想主义的浮现

新中国外交的前三十年，本应是国家开始与国际社会相对正常打交道的阶段。但因为
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制约，国家没能生成正常的外交思维、外交政策与外交举措。阵营
选择的固执、对抗思维的宰制、对立行为的主导、生存危机的张力，将中国推向了一个自
我封闭的境地。一个国家的外交，本应作为面对不同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处境、不同人
民、不同文化的国际交往，但因为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社会主义的刚毅决断，让国家的
外交决策者 “一边倒”。这一决策，也许有其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但与一个新兴国家本
应纵横捭阖、汲取国家发展资源的外交思维尚存不小距离。尤其是当时西方国家并未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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