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且给予双关性阐释，确实将国际政治领导权更迭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霸道与强权，确
实是无法赢得国际认同的领导进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尚书·洪范》）王道的国际政治模式，才足以让一个国家富有权威和认同地行使国际领
导权。但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行动中，阎学通的解释可能会遭遇一些经验和理论上
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讲，道义原则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原则肯定是实力型的。如
果将理想主义原则贯穿到底，那就不仅没有现实主义的实力强弱判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
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谊为谋利，明道为计功，这就是将道义工具化。如此一来，
道义现实主义无法应对人们对其发出的以道义为名，以谋利为实的逻辑悖反的挑战。其
次，在实际的国际政治行动中，实力原则既然是首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道义原则就只
是一个行为修饰方式。唯其如是，实力原则才能贯穿到底。反之亦然。道义既成原则，就
应当无视或轻视实力的增减结果，如此才能保持道义原则的一贯。两种不同的逻辑，是无
法随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动逻辑上，秉持道义的实力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所有行为
中，连接动机与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状态下，凡是秉持道义原则的行动，在结果上就
是利益付出或实力受损。因为只有仗义疏财，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义
感的；只有实力受损，也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为增进另一方的实力或收益。这是在
一定时空条件下，利益是一个定数，而不是一个变数的定势所决定的事情。即便是双方或
多方发生关联，从总体上增进了物质利益总量，那也有一个按照何种比例分配的问题。主
导双方或多方行动的那一方，如果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增进利益的较大份额，也可以说就
此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它自己认定其行为的道义动机就会受到质疑，而谋利的实际
意图就会曝露在关系对象面前。这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乃 “博施济众、老安少怀”
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霸道政治怀仁义、崇机巧、实农业、重兵戎的特点得到认知。
前者为的是让人心服，后者明显相信以力服人。 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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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一区分，可以说是理想类型的划分。但在实际对应上，
也具有区分道义与实力两种政治形态的指引功用。两种类型的相斥性，显而易见。
中国的外交思维可以 “道义理想主义”命名。所谓道义理想主义，有两个构成界面。
一是古代构成界面。在古代，道义完全是基于单方面的理想主义动机，比如 “我欲仁，斯
仁至矣”（《论语·述而》）。在政治建构上，基于自我道德动机建立且不追求实力、而寻
求 “来者悦”的政治体，以均富和安适让人心悦诚服。“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述而》）而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行中，以五服制
度、天下体系建构的中国古代 “国际”政治逻辑，通过文野设定来建构世界秩序，被卷
入天下体系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蛮性国家。因此，中国是他们的文明提升
者、利益输出者、危难拯救者。至于被纳入天下体系的其他古代国家做何反应，不是这一
体系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是一个 “漩涡模式”，中国按
照自己的运作模式旋转，别国是主动卷进来的，中国并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但中国却以和
平方式处于不停的扩展状态。这样的断定，自然是中国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动机的 “夫子
①

① 赵汀阳设问，“中国是什么？中国从不侵略和扩张，但为什么越来越扩大？”他的回答是 “一个漩涡模型，正好
能够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扩张的，但是能够变大：漩涡不是对外的，不是离心的，它的力量是向心的，把周边
的各种地区包围进来，不断往中间卷，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越吸东西越多，漩涡中心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
是停不下来的。”赵汀阳：“中国古代的漩涡生长模式”，ｈｔｔｐ：／ ／ ｃｕｌ． ｓｏｈｕ． ｃｏｍ／ ｓ２０１６ ／ ｚｈａｏｔｉｎｇｙａｎｇ／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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