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一无关联认知、二无判断信息、三无介入渠道、四无参与热情、五无评价意愿，结果本应
成为现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便难有起色。
第三，中国外交需要确立大战略与具体策略的贯通性机制。在大战略上，尤其是在远
期战略上，也许道义理想主义可以暂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长远和深层上的取胜到来之
前，稳扎稳打，赢得应当或可以赢得的外交竞合局面，则是中国在外交上要考虑的重点。
对此，时殷弘指出的中国需要避免战略透支，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论题。所谓战略透
支，就是国家的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的严重失衡———目的过于宏大，以至于手段无法
跟进；目标太过众多，以至于资源明显匮乏。时殷弘明确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显著
成就之后，近期 “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 ‘新战场’或 ‘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短期
内是能够定胜负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 ‘战斗’。从战略
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
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
更值得忧虑。打个比方，中国的 ‘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
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因此，根本的 ‘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上升”。为此，他强
调，“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
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
段的基本任务”。 这与笔者前述信守道义理想主义的全局性、长远性、深层性价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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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目前中国外交的复杂事务之间的有序关联，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说，基于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国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需要做出一些校
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行为准则。
首先，我们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外交事务非常复杂，在社会要素对应性上
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科技诸方面，都有外交事务作为的空间。尤为重要
的外交领域，当是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在外交形式上，则有官方外交、权力外交、公共外
交、民间外交种种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当然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外交
往来。在外交被作为极为严肃的国家政治事务的情况下，外交的开展就变成了高度敏感的政
治事宜。但这不利于外交活动的活跃展开。因此必须为外交事务进行政治脱敏，使中国可以
在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氛围的其他国
家打交道的时候，逐渐形成一种务实的逻辑。在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和地区的外交
活动中，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相对而言，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亚洲其他国家、非洲、美
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政治上的脱敏需求就不那么强烈。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处
境、中西关系、革命格局、阵营选择、对立记忆、国际认同等等因素复杂交错联系在一起。
政治脱敏，就是要以复杂性的全球化思维应对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以一个简单草率
的政治价值属性来轻易划出一个敌我阵营。政治脱敏，就是不要把政治当成你死我活这种
对立性强的游戏。对国际社会来说，不同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与对立必不可免。但相
倚、合作与妥协，更是必不可少。诉诸国际规则，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呵护合作契机、
寻求共赢结果，是必须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动中切忌一遇冲突、一退到底，认定战争
不可避免，认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国流行的、对待中外关系，尤其是对待与中国有冲
突的国家的关系时随时浮出的 “不免一战”话语，就是政治未能脱敏情况下的冲动性话
语，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与人友好相处是不利的。中国要免于口号外交。政治脱敏就是要
口号脱敏，叫嚣口号对外交事务的妥善处置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次，需要确立 “他者”的思维。在道义理想主义的传统思维中，中国确立起了出
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维与行为进路，“他者”便成为这种外交思维的陪衬，可有可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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