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自道”。论断者对天下体系时代朝贡国家的感受是不加考虑的。即便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将
中国视为侵略者，辩护者也不改将其认作道义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设计方案。
二是现代构成界面。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国家以提升自己的道义境界，而以
别国感动的方式让其钦服的。国际政治中的霸道，总是以主动出击而寻求实力增长的，几
乎无法见到提高文明道德水准而让别国认同的。这是政治中古今逻辑一致性的表现，也是
政治之为政治的本质属性体现。古今政治之迥然异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
决政治问题，而在以制度约束的方式降低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制度建构，因为符合双方或
多方的利益诉求，而在道德上显得可以接受。这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贯通性地审查外交
活动，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但道义理想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趋之若鹜的追求国家实力的大
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则简单而明了：它在高阶地位
上具有提挈国际政治价值的作用，以此约束无规则的国家间竞争，而不至于让国际政治成
为丛林规则肆虐之地。即便是占据国际强权地位的国家、全力争夺国际霸权地位的新兴国
家，即便为国家功利所驱使，但也总是会以道义理想主义正当化自己的行动。此时，道义
取向与现实诉求，构成两种不同的逻辑，不在同一层次相互贯通。
道义理想主义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义感奠基。道义感可以有一种力量感，尤其
是在国家社会强弱分明的情况下，在实力上不足以制衡强者的弱者方面，以道义谴责前者
的霸凌或侵夺，总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的。同时，在激起弱者反抗强者，争取弱者当有的
道德权利，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利上，也确实有激励弱者斗志、指引前
行方向、凝聚群体力量的功能。毛泽东以此激发处在弱势的中国挑战帝、修、反，以此在
中、美、苏瘸脚关系中开辟中美外交的新局，证明了不靠实力支撑的道义理想主义，是可
以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某些实际功用的。站在道义理想主义的高度上，让人认定自己站在实
质正义的绝对高度上，因此做什么都是深有其理、无可厚非的。道义理想主义代表的是善
的力量，极端现实主义代表的是恶的力量。如果将国际政治视为善恶的对决之局，那就更
是容易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道义理想主义认同感，让其具有实力政治所难以具有的道德号
召力与力量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少案例，是国际政治中双方实力构成悬殊情况
下，依靠道义力量胜过对手的事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思维没有出现过结构性的变化，道义理想主义是一以贯
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对此人们会质疑，在文革中毛泽东适时对中美关系做出的惊天突破，
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驱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成
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难道不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思维促成的后果？对此，完全可以承
认，这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行动果实。但这并不等于有理由说中国的外交思维模式就是
现实主义的。一时一事上的现实主义外交行动，可以是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考虑下做出的决
断。但外交思维模式不是应对一时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赖于长久积累的外交经验、历史
记忆、价值积淀，不断累积而成一个自我维续、高度稳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它也绝对不会
被轻易撼动。因为中国外交的道义理想主义思维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义价
值根基之上的，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信念所支撑起来的。只要这两
个条件没有结构性改变，那么，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六、校正中国外交的价值基准

在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中，全局、深层、长远的考量，总是盖过局部、表层、当
下的思虑。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思虑，让现实主义、哪怕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外交行动，
具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这样的施展，甚至让人认为中国人秉持的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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