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二）上访中国家与农民认知差异与维利型上访的提出
上文已阐述国家与农民的认识为何会有所差异。那么，在农民上访的行为逻辑之中，
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会如何表现出来？国家与农民认知存在差异下的上访将会是什么
样子的？与国家和农民认识一致下的上访有什么不同？解答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加入对国
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的考量，对农民上访类型进行再划分，并进行比较与分析。
１． 以维权为目的的维权型上访
维权的 “权”，指农民所拥有的，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策制度所承认的权
益，同时这种权益被基层政府无理地侵犯。农民认识到了自己被法律政策所承认的权益被
基层政府侵犯了，自己是有理的，因此将上访作为维护自己权益的手段，用上访引起政府
关注，特别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关注，获得政府帮助，从而维护自己为政策法律所承
认的权益。因此维权型上访是法律法规与政策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共识基础上，农民有理，
政府无理的情况下发生的上访。
这种上访一般表现为集体上访，有同样维权诉求的农民会被动员起来，进行集体抗
争。比如应星 （ ２００７）文章中所讲述的山阳镇集体上访。山阳镇移民代表因向上级举报
镇政府干部贪污移民资金等问题，被政府干部打击报复。后移民集体到北京上访，被镇政
府造谣污名，并栽赃入罪。近 １０ 年的时间中，移民反复上访，抗争政府不法行为，维护
自身权益，被山阳镇政府一次次的违法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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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以谋利为目的的谋利型上访
谋利的 “利”是利益，上访者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获得这些利益。但是这种利益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各级政策制度的规定并不属于其上访者；而且上访者自己也承
认，这些利益并不应该属于自己，他们的上访诉求是无理的。但是由于乡村治权的下降，
以及压力型体制等因素，导致农民可以以上访为手段 “绑架政府”，逼迫政府将这些利益
给予自己。因此谋利型上访是法律法规与政策作为国家与农民的共识基础上，政府有理，
农民无理情况下发生的上访。
这种上访有个体上访和集体上访，个体上访则是专业上访户、职业的上访者，以上访
为手段，“得寸进尺”，不断进取地向政府谋取利益。群体上访则是由于村庄中的派系斗

争等所形成的农民群体间矛盾，斗争一方将政府绑架到斗争之中，用政府来压制另一方，
从而谋求派系间利益的再分配，削弱另一派的利益，增加本派系的利益。派系斗争中，双
方均会想办法提升自己利益诉求的合法性，用维权 “包装自己”，但实质上，双方均知道
上访是双方斗争、谋取利益的手段。谋利型上访的例子，如田先红 （ ２０１０）文章中所提
及的桥镇大湾岭村村民杨云发，几乎每一两个月就要去镇、区甚至市里上访，不断地谋取
各种利益，甚至谋取 “道德模范”。他为政府干部所熟知，被列为上访专业户。他自己也
坦言 “只要给票子，我就喊共产党万岁”“只要钱，不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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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以维利为目的的上访
当国家与农民的认知存在差异，一些政策法规没有被国家与农民共同接受的情况下，
会发生一种不同于维权型上访亦不同于谋利型上访的上访，这种上访是以农民维护自身利
益为目的的。这种利益并没有被法律法规、各级政策所承认，但农民认为维护这些利益是
正当的、合理的，而且也不会得寸进尺地谋求更多利益。然而这些利益不符合政策规定，

① 山阳镇集体上访的案例，参见应星． “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 〔 Ｊ〕 ． 开放时代，２００７，（ ６） ．
② 杨云发的案例，参见田先红． 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 Ｊ〕 ． 开放时代，２０１０，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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