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2 - 党政研究2019年第6期

开展规模经营的公司和大户手中。但是林权改革完成之后，由于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持，如
政策性减税，再加上林地的价值得以按照市场化的方式体现、林业经济绩效提升等等因素
的作用，林地的价值迅速提升，这才使原先拥有林场但已经失去林场的农民认识到，“山
场这么值钱”，而林权改革已经让原属于自己的利益，完全变成了别人的东西。林权改革
中失去林地的农民，在林改完成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不合理的
感觉，他们强烈的被剥夺感导致了林改已然完成后，农民上访抗争却愈演愈烈。
由此发现，一些政策带来的利益、权属的调整，在调整时也许能得到各方的接受与认
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农民在权属改革中有高度的共识。一些改革完成后，配套政策
会让资源新的所有者迅速获得巨大利益，这时可能会导致原来拥有资源的农民产生严重不
满。原拥有资源的农民，会认为自己原来所拥有的利益，被政府送给了别人，从而产生对
之前的改革政策、政府行动的不认可。他们上访，不是为了谋取额外利益，而是为了夺回
原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益，是对他们所认为的政府不合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的抗争。
通过对以上所列举的三类上访现象的归纳，可以发现：第一，不同于维权型上访，政
府相关行动是以政策法规为依据的，并非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政府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
理的。第二，农民基于自身的生活体验，认为政府不合理地侵犯了自己的利益，自己原有
的利益、原有的生活状态，或者自己本能拥有、本该拥有的利益被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行为
剥夺了。因而农民对这些政策以及政府行为不认可、不接受，这就造成了国家与农民之间
“认知的差异”。由于这种 “认知的差异”，导致农民通过上访，表达对政策和政府行动的

不满，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三，不同于谋利型上访，农民不会 “得寸进尺”地不断谋
取额外利益，农民不会认为自己是在 “绑架政府”；以维利为目的的上访中农民只是希望
维护曾经拥有的，或本该、本能拥有的那些利益，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诉求是有理的、正
当的。
此外，还有一类上访行为，可以当做以维利为目的的上访的 “高级形态”：即陈柏峰
（ ２０１２）所提出的以商议为目的的 “商议型上访”。它是一种政治参与性的上访，上访人
不一定有明确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认为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合理，因此上访 “商谈”，
这种上访一般有改变法律和政策的潜在可能性。笔者认为 “商议型上访”的定义应再进
一步规范，严格意义上的商议型上访应该与单纯以维利为目的的上访区分开来，维利型上
访只希望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商议型上访应是通过政治参与，影响到法律政策，从而实现
自身诉求的合法化，以诉求合法化为途径，实现自身利益的维护。因为要达到诉求的合法
化，那么这种上访的诉求也就具有了公共性，不再和单纯的维利上访一样，甚至也不再和
维权上访、谋利上访一样，仅仅是 “就事论事”，而是表达公共性诉求，其成果会通过影
响法律与政策，产生普遍性的影响。
通过上述的比较、讨论与分析，可以归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即 “维利型上访”。
①
维利型上访是指国家与农民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政策存
在不认同的情况，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侵犯了自身的利益；农民以维护自身既有的利益或者
本该、本能得到的利益为目的，与政府进行抗争，因而所产生的农民上访行为。

① 需说明的是，尹利民认为谋利型上访中包含着 “利益维护型”的上访，但他所提出的 “利益维护型上访”，是
指个体的利益遭受到国家、集体或他人的不法侵害而引发的上访。笔者认为 “利益维护型”上访实质上是属于
维权型上访的，且同样是以法律为衡量标准，以上访中利益受到不法侵害为基础，与笔者所提出的 “维利型上
访”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请参见尹利民：《“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 “武器”》，《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１８ － 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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