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动者，于是劳动者的联合行动和集体力量就在两种组织的运转过程对接的基础上形成了，
因此劳动者与资方的协商谈判过程就得到了现实力量的支持。
企业工会同职工代表大会相叠加，就是要将企业工会整合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去，
使企业工会以运作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职责，它将进一步增强和改善职工代表大会维护和
扩大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的功能。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获得和增长，将会促使劳动
者认可和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于是劳资问题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限制在工业生产领域
里面，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创造的基层群众自治加以解决，而无需采取劳工集体抗争的
方式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由此可见，当中国企业民主以社会民主为实践形态时，工业生产
领域就同公共政治领域、国家政治领域就相对分离了，国家的职责限于制度供给及其运转
过程的监督，劳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社会与经济议题而存在。
当然，社会民主能否最终形成中国企业民主以社会民主为基本实践形态的局面，将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变化。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发生了
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其中劳动者群体构成的变化或者说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同
此过程相伴随的劳动者对权利认识的变化，都是推动社会民主在工业生产领域之中发展的
巨大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国
有企业工人的规模急剧缩减，从农村地区转移出来、就业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农民工的规模
迅速膨胀，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第六次全国职
工状态调查的结果，农民工不仅在总体规模上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而且在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到了全部从业人员的绝大多数。
〔 １５〕
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也已经成为了劳动者群体的主体
组成部分。鲁道夫·特劳普 －梅茨在讨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就言道：“他们受过的
正式教育水平更高，他们当中有更高比例的人不再想回到农村生活中，而是想永久地在城
市里定居下来……作为城市居民，他们不能放弃社会保障，尤其是退休金和失业保险。他
们必须考虑孩子的支出以及覆盖企业食堂和宿舍 （那里房间是与许多同事分住的）以外
的、体面的家庭食宿条件的额外工资的需求。通过把他们日常再生产与工作岗位相分离，
他们觉得自己也有权利去和有城市户口的邻居一样，享受休闲和娱乐活动。” 不言而喻，
〔 １６〕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经济权利的追求已经超过了他们实际得到的水平，新生代农民工所
追求的社会经济权利不是 “底线型利益”而是 “增长型利益”。
〔 １７〕
劳动者的 “增长型利益”的实质是要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经
济权利，这导致了对国家发展战略所界定的劳资关系格局的冲击，因此 “增长型利益”
很难得到中国工会组织维权行动的支持。当中国工会组织的维权行动不能够扩大劳动者的
社会经济权利时，劳动者就会摆脱党和政府对其政治权利施加的限制、从而提出直接行使
政治权利以增进社会经济权利的要求。在近年来发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工集体抗争事
件中，直接选举企业工会、开展劳资集体协商谈判等内容，都是劳动者所提出的诉求清单
中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并且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劳动者的认可。劳动者对权利的认识
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劳动者不仅要求更多的社会经济权利，而且认识到直接行使政治权
利是维护社会经济权利的基础，正是这些重要的变化构成了社会民主的发展动力。
概括而言，社会民主实质内容是建立劳动者的政治权利行使同社会经济权利获得之间
的直接联系。表现在制度形式上，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工业生产领
域中创造出基层群众自治的政治空间，劳动者在此政治空间中以行使民主管理权的方式介
入企业治理过程，进而维护和增进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民主有着很大的发展空
９ · ·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