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0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在 １９９０ 年代初，邓小平先生曾以 “三个有利于”确定中国改革的规范判准，其核心原理
是经济性的，以生产力促进和人民利益改进为最终尺度。习近平的规范判准是制度性的，
以是否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治理现代化为最终尺度。这种改革限度的思
维，体现了主权代表者意志与实用主义改革方法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时代总体上是一个关
涉民族复兴的结构定型与综合化的时代，必须结合中华民族复兴利益、中国共产党的世界
革命使命以及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做出最佳的战略运筹和安排。“新时代改革观”
因而必然具有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要点和逻辑。
对新改革的理解与接受是中国当代精神转型的重要课题。纪念改革的多种话语中，有
一种否定改革的话语颇值得批判。这种话语的典型标题特征是 “中国将要落入某某陷
阱”。其基本逻辑是，由于中国改革未能遵循 “西化”的种种教诲，未能规范而系统地展
现中国对西方体系的精致模仿和严密追随，所以中国改革走了 “歧路”，必有恶果。这种
逻辑还会将 ２０００ 年以来尤其是 ２０１２ 年十八大以来中国自主性现代化的种种制度化改革视
为对 “文革”的某种回归，以轻率及选择性的现象描述代替对时代精神与制度本质的理
性分析。该种话语又常被标签化为 “自由派话语”，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局促心智下的 “狭
义自由派”或 “原教旨自由派”，并不能代表中国自由派的全部，甚至不能代表其正在变
化中的趋势及未来前景。当彭斯在 ２０１８ 年国庆期间以 “新铁幕演说”对华威胁并说教时，
当中美贸易战之美方要求不断加码时，当华为孟晚舟案悬而未决时，更有大量的话语流量
共同指向对新时代改革从规范根基到实践路径的全方位检讨，希望回到邓小平时代的
“ Ｇｏｏｄ Ｏｌｄ Ｄａｙｓ”。这些话语实践群体不自觉充当了美国 “教师爷”的助教团队。
这种话语对新时代改革的结构性取向是高度不认同甚至严格抵制的：其一，不认同
“党政融合”的宪制取向，认为是对党政分权改革的背离；其二，不认同政府产业政策与
角色，认为是对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破坏；其三，不认同 “一带一路”倡议，认为是对国
民利益与世界和平的负面操作；其四，不认同对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和解，认为是对自由民
主现代性基础的侵蚀；其五，不认同对毛泽东时代有关政治价值与传统的回溯和运用，认
为是对邓小平改革的倒退；其六，不认同中国对美国的体系性竞争与挑战，认为是对美国
价值观及模式正当性的挑衅。
这种话语对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 “人类命运共同体”持有严
重的规范性质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效性持否定态度，希望恢复邓小平改革初期尤
其 １９８０ 年代 “低度自信”氛围下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崇拜，调整和改变目前的新时代改
革总体方向。这种话语虽因缺乏 “政治正确性”而在中国官方媒体及官方可控舆论空间
缺乏传播渠道，但在私人空间和海外空间有着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不来源于该话语
的学术深刻性或历史哲学分析的严密性，而来自于对西方价值观的符合性。这种话语范式
下的公共写作甚至学术写作因而也变得非常容易，只要简单借取西方某种规范理论，结合
中国特定议题或素材，加以演绎性论述与改革建议，即可成篇，成名，成家。然而，这种
话语的知识生产有效性及对中国国家利益促进与发展问题解决上的意义正面临空前危机。
总之，在以 ２０４９ “第二个一百年”为基本目标的民族复兴与改革新阶段，我们要适
度超越这种早期改革的 “狭义自由话语陷阱”，回到中国文明和中华大地本身，聚智汇力
回答 “什么是中国人民正当而良善的生活方式”这一改革的原命题。“自由”应当位列其
中，但未必居首，需要在东方文化与政治传统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规范性地位。“和谐”或
许更为基础与根本，乃是根植中华文化而面向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规范基础，是 “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价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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