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党政研究2019年第4期

在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强势的对基层党组织行政式要求和由社会自身发展的
推动而来的基层党建探索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由于责任不同，角度不同，当然也不能否
认，还有些是部门既得利益的权衡，相对的上与下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
来自地方和基层的创新成果，有的被弃之不用、遭到冷落，有的被明确叫停，有的悄然消
失、无疾而终，能确定下来的比较成功、成熟、定型的不多。旧的方法已不管用、却没有
新的方法来替代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正因为此，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继续鼓励基层党建创新的同时，中央把整饬党组织、
加强纪律性、提升组织活动力突出作为基层党建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央为扭转基
层党组织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治党不力的状况做了不少努力，但收效
甚微，关键是没有找到好的路径和抓手。十八大后的新一届党中央聚焦群众深恶痛绝、反
映最强烈的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从改进工作作风、出台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始，开展以反对 “四风”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为重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而落到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到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并把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各级组织精神
面貌和工作面貌的变化，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大大加强，党风政风显著
改变。
整饬党的队伍的一系列举措，最终都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单独提出党的纪
律建设，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首先把党的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
位；责任落地，加大督促检查的力度，一系列党建工作被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
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巡视制度、党建约谈、函询制度，对不重视党建、工作不落实的及时
约谈提醒；等等。仅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就有近 ８０ 部之多。
我们看到，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执政体系的神经末梢，其存在感确实大大加强了。
纵观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不可否认，基层党建已经从过去的行政依附型向国家与社会
结合型转变。不过，这种转变仍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有时是摇摆的。似乎存在这样的规
律性：当强调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任务相适应、鼓励创新的时候，基层党组织的
创新举措往往取向于摆脱过去的行政依附模式，但同时也往往容易发生 “除旧未迎新”、
党的建设弱化的状况；当强调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强调基层党建为贯彻党的自上而下
的统一意志服务的时候，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则往往容易回归行政取向，虽然党组织活动起
来了，但也常常是就党建抓党建，与党建新情况新要求相脱节。甚至还会有少数党组织重
返行政命令型活动方式，把管控社会当作自己的主要乃至唯一职责，置百姓于自己的对立
面，使自己成了国家与社会不协调、政府与民众矛盾冲突的焦点，导致党群关系紧张。这
种状况，明显和基层党建应达到的目标背道而驰。它表明，基层党建怎样在公权力和社会
之间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关键点的问题，仍不能说已经很好解决，是一个很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讨的问题。

五、腐败治理

在党的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中，没有哪一个问题比腐败与权力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权
力失去约束，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权力滥用达到最极端状态，便是腐败。
不过，我们党对腐败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显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深化过
程。实事求是地说，在执政之初，尽管很快遇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事件，我们并没
有把问题与权力联系起来。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逻辑，权力有强烈的阶级性，只有掌握在
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才会腐败。由此推理，如果党掌握的权力也出现了某种腐败现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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