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现出独特的形态。 它不是福柯笔下侧重于人口规训的“让人活”的权力
技术，也不是在新自由主义下将健康责任完全个体化的治理术，而是
更接近于一种家国伦理下的生命呵护。 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国
家将其对人民健康的无限责任通过政治动员、榜样塑造、嵌入集体生
活的公共服务等方式转化为一种基于伦理的深入日常的关怀实践。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与“家国一体”实现了理论上的融合，国
家的权力通过承担并践行其对“子民”健康的家长式责任而得以确立
并合法化。 当这一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导致源自西方和分析重心在于权
力如何规训身体的生命政治理论被直接用于分 析 中国农 村 医疗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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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便不自觉地遮蔽了一个或许更为关键的过程——权力如何通过承
担无限责任而寻求伦理上的合法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
的边界如何变得模糊并相互渗透。 本文认为后者才是理解中国基层医
疗治理困境的核心。
（三）作为分析概念的“就医秩序”
在梳理了分级诊疗体系中具体的互动关系与理论源流之后， 一个
核心问题就浮现出来：我们应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国家权力、医疗卫生
制度与个体行为在基层医疗场域中交织而成的复杂形态？ 既有研究为
此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但大多侧重于某一维度，比如，医疗社会学常关
注患者行为或医患互动的微观分析， 卫生政策研究则多关注医疗资源
利用的效率与公平。 这些概念虽然具有启发性，却往往将制度、资源与
行为割裂开来，难以捕捉国家构建医疗体系这一过程的整体性、关系性
与动态性。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深入理解国家—村医、村医—农民等
二元关系和中国和西方治理理念的差异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这些研
究多侧重于静态的截面分析或单一的互动关系， 普遍缺乏一个能够贯
穿历史变迁过程，同时统合国家、乡村医生、农民、村集体等多个行动者
的整体性分析视角。 更重要的是，对秩序本身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政策表
述或患者行为的单一层面， 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
实践的核心分析对象与枢纽性概念。
本文尝试提出“就医秩序”这一整合性分析概念，旨在穿透宏观制
度与微观实践之间的隔阂。 该概念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其一
是制度性秩序，指的是由国家科层体系所规定的医疗机构层级、权责与
规则，这是一 种 形式 化 的结 构 蓝 图（何 雪 吟，2025a）；其 二 是配 置 性 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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