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8 - 《社会》2026年第4期

家国关系变迁中的就医秩序与行动伦理

差性嵌入的演变（张雨薇等，2020），呈现出高度驯服继而国家退场、乡
村去自主性的轨迹。 这也正是“强国家—弱法团”结构下 村 医考 核 压
力、 科层制与临床自主性弱化等内卷化困境的制度根源 （张雨薇、武
晋，2021）。
既有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乡村医生在国家面前的弱势地位，也
初步触及国家试图通过乡村医生实现公共卫生目标的治理意图， 更暗
示了国家在乡村医生管控方式转型背后所隐藏的秩序想象。 然而，上述
聚焦于二元关系的研究路径在分析方法上不可避免地将国家、 乡村医
生与农民割裂为彼此独立的分析单元。 这种化整为零的策略虽有助于
深入剖析每对关系的内部张力， 却难以捕捉国家—农民关系在医疗治
理场域中得以实现的整体性、连续性与过程性，而这也恰恰是理解就医
秩序生成与演变的核心所在。
（二）从“生命政治”到“家国一体”：分级诊疗体系的理论对话
在福柯的叙述中，国家政治权力是在一步步介入个体的生命历程。
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将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视为技术和政治
双重参与的过程，个体的身体特征通过医学凝视得以被祛魅，以此为起
点，医学的话语对人的身体获得了切实的秩序化和规则化的能力（福柯，
2022：118-164）。 在这一基础上，现代实证的科学理性秩序得以应用于
身体对象，并将整个社会秩序化，因此，以生理医学的健康导向模式重
新构建了整个社会与国家的状态（蓝江，2023）。 1976 年，福柯第一次使
用 “生命政治”的概念，意指以整体的具有抽象意义的国家人口作为国
家权力施行的对象，针对具体的物质层面的生命来改善、促进和保障生
命及其能力的权力运行逻辑（刘冰菁，2018）。 罗斯（Rose，2001）进一步
描述了两种生命政治策略：一是以利用优生学干预为代表，用以人口再
生产为核心关照的卫生手段提高人口整体健康水平； 二是在提高人口
整体健康水平的基础上关注人口生命质量， 进一步借助社会活动实现
对人口的深度治理。
由此延伸开来， 在生命政治理念指引下制定的医疗卫生政策就很
容易呈现出社会控制的特征，将个人生命与国家权力深度绑定，并用国
家意志决定个人生命发展的方向。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后，西方国家的生
命政治更是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下进行治理的手段， 其通过将
健康责任个体化， 并借助例外状态等机制， 将权力深度介入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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