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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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政策执行者角色的各级医疗机构所构成的行动网络中 ，多元主体
之间的复杂互动构成了社会学理解分级诊疗体系的切入点， 现有相关
研究大多围绕“村医—农民”“国家—村医”等成对关系展开。
梁立智等（ 2012）的研究发现，在医疗环境相对困难的时代，北京村
落的赤脚医生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医疗作风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房莉杰等（2013）则以医患信任为核心，从帕森斯对医患关系的经典研
究出发，指出在医学日益理性化、科学化的背景下，健康逐渐被建构为
一项公民权利， 医患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
的转型趋势。 该研究通过分析农民对乡村医生与乡镇卫生院不同的信
任逻辑， 试图在社会转型的宏观图景中探索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共存
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指出，制度建设的理想类型往往偏向后者，而在乡
土社会的语境中， 制度信任未必能完全替代基于熟悉度与道德评价的
人际信任， 二者之间的张力反映出纵向的分级诊疗制度与横向的乡土
社会网络之间的结构性不适配。
在国家—村医关系方面， 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代表两个具有本质
差异的历史阶段，正如方小平（2024：46）所说：“一位 方 姓 老村医认 为
‘赤脚’一词蕴含强烈的革命色彩与意识形态内涵”。 罗森塔尔和格赖
讷 （Rosenthal and Greiner，1982）分析 了 赤脚医生从“政治 产 物 ”身 份 向
专业身份的转变过程。 这一转变在 1985 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获得
制度化确认，不再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以“乡村医生”或“卫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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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 ，并由此成为学界刻画国家—村医关系演变的关键节点。 从职业
社会学角度来看， 中国医生经历了从国家公职服务者身份向市场效率
逻辑下劳动者身份的转变。 法团自主性的缺失进而导致医生的临床自
主性持续受限（姚泽麟，2015），这一点在城乡医疗体系中均有所体现。
此外，原本根植于地方性社会结构并致力于“服务乡邻”的赤脚医生和
传统的乡村医生的逻辑也在不断演化， 并逐渐被国家体系中的层级路
径所取代（姚尚建、纪岫辰，2026）。 若从嵌入理论视角看，在制度、结构
与认知三个维度上，国家—村医关系经历了从深度嵌入到脱嵌，再到偏

3. 事实上，所谓的“农村分级诊疗”，是根据区域边界与城市分级诊疗区分开来的，目标
对象不一定是具有农村户口的人。 本文是把农民作为核心关照。
4. 参见：“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 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人民日 报》1985 年 1
月 25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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