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让人活”的进程（闫培宇，2023）。 在经历福利国家数十年的发展之后，
以 英 国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国 家 建 立 起 初 级 卫 生 保 健 系 统（Primary
Healthcare，PHC）， 这一系统与中国当前尝试建设的分级诊疗体系相对
应。 运行至今，依托医学机构的强大专业权威，通过“预约制”“首诊负
责制”等制度设计，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对个人健康观念与就医行为形成
规训，家庭医生更被赋予对个人健康的极大干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 生命政治在西方国家呈现出鲜明的规训特征，国
家通过生命这一主题向个人进行权力的下 渗 ， 并最 终 成 为 对 人的约
束。 但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一逻辑显然难以在国家—
农民关系的背景下进行阐释。 2000 年以来，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剪
刀差和改革开放后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国家重新对农村地区进行直接
治理，通过推行农业税改革来减免农民负担，推动农村产业化，改革乡
镇政府机构，并增加了对农村地区的公共财 政 投 入（应 星，2014：125-
152）。 可以说，曾作为国家—农民关系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家对农村
地区日益增多的倾斜，土地、生产经营方式和基层治理被纳入了公共
服务的蓝图。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
会之间相互博弈的传统，从“家国一体”的传统可以发现，在根本利益
一致的大家庭中，国家与农民以类似于“父子”的状态相处，国家具有
家长般的无限责任，农民则以子民心态对待国家，忠于国家（周飞舟，
2021）。 除了国家对农民的现代执政承诺之外，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作
为 “家长”的国家有责任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并以此达到治理目的。
农民在接受国家支持的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由此形成
了支撑农村地区服务型治理的双向关系。 与米格代尔（2009：2-5）把国
家设想为一个由不同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冲突 与 妥 协 中 动 态 构 建 的富
有统治力的实体不同，这个实体是经过整合和自主的实体。 在中国农
村的语境中，国家与社会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在这一语境下，源自西方
话语体系的生命政治概念需要被转译为一种 国家对 农 民 生 命 健 康 的
责任担当，体现出国家权力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不断调适与融合的动
态轨迹。
因此，不宜以简单的控制逻辑来解读国家的医疗治理实践，它更贴
近于“家国一体”伦理在医疗领域的实体化呈现，展现出国家与民间在
医疗治理层面的内在延续与有机统一。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生命政治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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