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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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6·3
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体现为对职业行动进行情感与道德上的赋魅；对情
感的反向转译则是对开放性情感议题进行压缩与契约化， 避免其无限
外溢，导致行动停滞或责任失衡。在互动的节点中，职业行动者对“哪些
情感与道德关切应纳入理由构成以获得许可”与“哪些诉求需要被压缩
为制度性的免责边界”进行选择性处理。 这种选择既生产许可，同时也
划定了职业的责任边界。
需要指出的是，转译劳动并非广泛存在于所有的诊疗互动之中。 在
那些具有强制度约束（如法定防疫）或高度惯例化（如常规疫苗）的情境
中（本文将其概括为“强制型”或“默许型”诊疗），转译劳动并不突出。
本文所聚焦的是那些既缺乏制度强制力又容易发生惯例失效的情境。
在这些时刻，行动许可必须通过互动与协商生成，而转译劳动正是达成
协商的核心机制。
三、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自 2025 年 3—6 月以及 2026 年 1 月至
今在北京 5 家宠物医院的田野工作与半结构性访谈。 其间，笔者进入连
锁医院、 单体社区医院和专科医院等不同类型的宠物医疗机构， 对问
诊、检查、协商等诊疗中的重要环节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形成田野记
录。 同时，笔者访谈了多位宠物医生、宠物医院院长以及宠物医疗相关
者（如助理、美容师）。 选择不同类型的机构、不同资历的从业者，是希
望在组织形态与资源禀赋的差异中， 尽量全面地观察宠物医生如何调
动不同的转译资源来生产行动许可。
在获得机构相关人员同意的前提下， 笔者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诊
疗现场，不参与具体的诊疗决策，主要围绕医生如何解释病情判断、安
抚情绪、划定责任边界展开记录和追问。 因此，本文的记录重点在于宠
物医生一侧，主要关心职业行动者如何将专业判断加工为可被宠物主
人接受并得以执行的处理方案。 宠物主人的话语则主要来自现场的即
时表达，而非系统性的独立访谈。 因此，本文对所谓“有效”转译的判
断，主要依据宠物主人是否愿意通过同意检查、签字、继续治疗等方式
推动与宠物医生的互动，并促成宠物医生职业行动的开展。 换言之，宠
物医生转译的成功与否体现为是否在具体互 动中 促 成 了 某 种 行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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