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2 - 《社会》2026年第3期

从知识权威到行动许可：以宠物医疗中的转译劳动为例

法性的结构基础（Starr，1982），而职业行动的接受者对此同意与否常常
不在考虑范围。 譬如，帕森斯（Parsons，1951）的“病人角色”（sick role）概
念预设求助者以恢复健康为目的，因而倾向于接受医生的专业安排。 弗
雷德森（ Freidson，1970）的“职业统治”（profession dominance）概念也印证
着上述观点：诊疗方案被视为基于客观科学真理的绝对命令，患者的依
从被视为理性的常态，而拒绝则被视为偏差。
上述理论的共同预设在于将权威的获得等同于职业行动的获准，职

业权威似乎天然携带着“可执行性”。 无论是帕森斯笔下的病人服从，弗
雷德森所分析的依从， 还是阿伯特所言的管辖权之获得， 本质上都描述
了一种静态的、结构性的支配与服从关系。 它们解释了“为何是医生而非
我有权决定”，却未解释“为何此刻这位医生提出的这个具体方案能让我
同意并签字”。 权威的存在与职业行动的执行之间仿佛不存在断层，而是
自然衍生的结果。 换言之，在职业社会学的范式里，权威提供了使人服从
的资格（ qualification），却较少解释行动本身的理由（justification）。
本文将这缺少的一环概括为“行动许可”的问题。 所谓行动许可，是
指将专业判断转化为可执行处置（如推进检查、承担费用、签署知情文
件）所需的受众认可与承诺。 过往职业研究的理论预设简化了复杂的、
情境化的行动许可过程，把职业行动在某些情境下何以“不可行”排除
在关注范畴之外。 事实上，当我们聚焦于当代日益复杂化的职业场景时
会发现，在权威遭遇情感抵抗、价值质疑或信任危机时，即使权威来源
被认可，其具体行动仍可能不被许可。这意味着“知识权威即权力”的静
态逻辑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解释力的匮乏。
事实上，如果把目光放大至职业研究之外，我们会发现一些理论已
经察觉到了从判断到许可这一过程的存在， 但它们大多只触及这个过
程的不同侧面，而未直接回答这个“许可”生成的机制为何。本文对现有
理论视角进行梳理后，将其归纳为三条互补的路径。
首先，价值正当性视角率先将“许可”的问题从技术领域提升至规
范领域。 这一理论指出，权威的生效与否最终取决于它在特定规范与信
念系统中是否被认定为正当， 即“社会赋予的认可”（Suchman，1995：
574）。 这解释了为何纯粹的技术正确性可能失效。
其次， 实用主义社会学更进一步为这场关于正当性的争议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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