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4 - 《社会》2026年第3期

从知识权威到行动许可：以宠物医疗中的转译劳动为例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这表明， 在行动者网络视角下， 前文所言的
“许可”可以理解为网络暂时稳定后的结果，即行动之所以能够推进，并
非因为正确的判断自然可以命令世界，而是因为网络中结盟（alliances）
与动员（ mobilization）的成功（Rivera and Cox，2016；Scheel，2023）。
然而，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经典模型更聚焦于如何通过把行动者纳
入网络来结盟与动员，也更多地将行动受阻表述为背叛（treason）意义
上 的 网 络 破 裂 ， 即 结 盟 机 制 的 失 败 与 对 代 表 者 链 条 （ chain of

representatives）意见的拒斥（dissidence）。 这一视角的限制在于将行动不
被许可的原因归结为网络层面的结盟失败， 而未关心那些根植于生活
世界的、非工具理性的条件如何在互动中构成许可的瓶颈，这导致行动
者网络理论并不能解释本文的核心问题。 例如，即便宠物主人认可治疗
的医学必要性，也承认医方与自身利益一致，却仍可能因无法承受情感
成本而拒绝予以授权。 这表明，阻碍许可的并不一定是“利益不一致”，
也可以是“意义不互通”或“价值不可通约”，即医学上的判断尚未被转
化为伦理和情感上可承受的行动理由。 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提供的
经典工具虽然揭示了许可的过程性来源，却较难充分处理情感、伦理等
深植于生活世界的非工具理性障碍（ Sage，et al.，2020）。
综上所述，既有理论虽然打破了权威自动转化为许可的迷思，但仍
留下一个关键空白，即正确的判断如何被加工为可执行的行动。 其中，
经典职业理论认为行动可以自动生成，价值视角止步于诊断，互动论侧
重于秩序维持，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受限于利益视角的功利性。 基于此，
本文认为， 在知识权威与行动许可之间存在一个必须通过特定劳动来
填充的空隙。 以本文所研究的宠物医生为例，其职业实践在本质上不仅
是应用知识的技术劳动，更是一种旨在统合异质逻辑、重组意义框架的
“转译劳动”。 我们需要将“转译”发展为一种使职业行动被承认并得以
展开的意义编码工作，只有通过这一劳动，医学上的“对”才能转化为伦
理上的“善”与实践上的“行”。

二、 行动许可与转译劳动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转译劳动”的分析框架，试图聚焦职业行动
者如何在具体互动中，使技术上成立的专业判断转化为伦理上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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