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26年第3期

父职类型学：“以体育儿”的实践形式与动机结构

国内的研究也显示， 父亲育儿活动参与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家庭
分工的重构。 计迎春（2019）指出，当代中国家庭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常
以复杂方式并存；甘颖（2022）的研究则发现，在协作式育儿过程中，父
亲更多是陪玩、陪运动等，母亲仍主导着子女的学业辅导和生活照料。
由此可见，父亲的育儿参与可能与母亲的主导责任同时存在。
第三，在自我认同层面，父亲的育儿参与也可能是用于确认自己是
称职的父亲。 拉罗萨（ LaRossa，1997）区分了父职文化与父职行为，指出
做一个“现代父亲”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而非必然对应日常照料实践
的彻底重构。 德莫特（ Dermott，2008）的研究也表明，一些父亲认同亲密
父职的话语却未必真正承担持续、平等的日常照料实践。 这意味着，父
亲通过特定的在场形式得以确认“我是一个好父亲”的身份叙事。
需要说明的是， 关系发展导向和社会再生产导向并非两种互斥的动
机类型， 一个父亲可能既希望与孩子共享亲密时光， 也希望孩子通过体
育健身的方式来增强竞争力， 还可能在享受亲子互动的温馨的同时，把
带孩子做运动作为争取个人闲暇或规避其他家庭育儿责任的方式。 本文
所说的动机结构， 指的正是不同动机在具体实践中的组合及其主导倾
向。 因此，父职实践不能简单划分为传统或现代。 同一个父亲可能既在形
式上高度参与子女的体育活动，又在动机上延续传统的家庭分工或代际
期待。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需要同时考察父亲的参与形式和行动动机。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分别从两个取向做了推进：一是从对参与时间
多少的关注转向对参与方式的探讨，揭示了父亲如何参与育儿活动；二
是从行为描述转向行动动机探究，揭示了父亲为何参与育儿活动。 但目
前的问题是： 关注育儿参与方式的研究往往较少追问不同方式背后的
动机差异； 关注育儿参与动机的研究又较少分析这些动机如何落实为
具体的参与形式。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相似的参与形式可能会被误认为
是相同的父职实践。 比如，同样是常态化陪伴，有的父亲是基于亲密关
系建设的动机，有的则是基于代际期待、性别塑造或家庭分工维持的动
机。 如果不同时考察形式与动机，就难以解释父职参与的内部差异，更
难以捕捉参与形式与行动动机之间可能出现的脱耦现象。 此外，宏观家
庭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传统与现代因素并存的家庭结构， 但较少进入
父职这一具体的实践领域。 因此，本文将分析单元聚焦于父亲“以体育
儿”的场景，考察育儿活动的参与方式与行动动机是如何结合的。 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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