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1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制度化， 后者则关注父亲的育儿参与主要指向关系建设与情感投入还
是代际期待、子女塑造和家庭分工再生产。 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父
亲在“以体育儿”中呈现出怎样的实践形式与行动动机？ 二者如何组合
为不同的父职类型？ 这些类型揭示了父职实践怎样的内在分化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会判定父亲整体上属于何种类型，也不认
为父亲在不同育儿领域中必然呈现为相同模式。 本文之所以选择“以体
育儿”的研究角度，是因为这一场景集中呈现了父亲投入子女抚育过程
时的形式差异与动机分化。 通过对这一具体场景的分析，本文试图提炼
一种理解父职实践更具一般性的解释工具和分析框架， 由此形成的类
型学划分虽以“以体育儿”为经验基础，却可以为理解其他育儿场景中
的父职差异提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一）父职参与形式：从参与多少到如何参与
既有研究对父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父亲在子女抚育活动中的
长期缺场，“丧偶式育儿”等话语即是对这种现象最直观的概括（郭戈，
2019；徐依婷，2020）。 基于此，父职研究多关注父亲参与育儿活动行为
的增加，强调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使父亲的身份从
育儿的缺席者转向参与者（ Burnett，et al.，2013；王向贤，2019；何绍辉，
2020；高修娟，2021）。 在这一脉络下，育儿时间成为衡量父职参与程度
的重要指标。 既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当代中国，父亲投
入子女抚育的时间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父亲角色也从经济供养者逐渐
转向共同养育者（Lamb，2010；刘中一，2019；王向贤，2019；王亮，2022）。
但仅仅关注参与时间，会难以解释父亲具体承担了什么责任，因此，相
关研究开始从“参与多少”转向“如何参与”。 德莫特（Dermott，2008）发
现，父亲参与程度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全面承担日常照料的责任，
当代“好父亲”形象越来越强调亲密关系和情感陪伴，父亲可以通过灵
活的互动实践确认自身的父职身份。 此外，不同职业和处于不同阶层位
置的父亲会进入不同的育儿领域，例如，部分属于中产阶层的父亲更强
调公共活动参与，而较少承担日常照料的责任（Shows and Gerstel，2009）。
后续研究进一步显示， 在育儿方面， 父亲参与在稳定性上存在差
异。 克雷格（Craig，2006）指出，父亲育儿更容易呈现碎片化和事件化特

· 154·